以出租車運營管理問題來說，有了重慶事件，各地就應當舉一反三去處理類似問題，而不必等到又有了出租車罷駛事件才去積極應對。一個正常的社會，在突發危機出現以后能夠溫和、理性地解決，是極為必要的。

    據新華社10日報道，三亞出租車司機罷運與重慶的主要問題一樣：出租車承包金高、黑車多。

    重慶有關領導認為出租車司機停運是“事出有因”，問題解決得很快。既有重慶解決方案在前，三亞應該可以期待照單處理在后。打擊黑車，是基本的市場秩序問題；政府明確表示承包金要降低，如何落實關涉政府信用。這兩個問題都直接影響出租車司機的利益。
    重慶和三亞出租車行業的問題，在國內許多城市普遍存在。從突發事件的處理方式來說，溫和的協商會替代強硬的壓服，重慶罷運事件的處理，使人們對三亞罷駛事件解決能夠抱以一定程度的期待。
    以出租車行業為例，目前國內相當一些城市都采用了控制總量、公司經營、司機承包的模式。政府部門控制行業規模和營運價格，出售經營許可；出租車公司購買許可，向司機發包；出租車司機向出租車公司交費。在這個鏈條中，司機承擔著很大的經營責任，黑車和不合理的承包費直接損害其利益，一旦地方政府打擊黑車不力和公司擅自提高承包費，就可能成為矛盾的焦點。重慶和三亞罷運事件，提示有關部門對具有普遍性的出租車管理體制問題，有必要著手進行整體改革。
    不僅如此，重慶出租車事件的解決方式，可能影響到其他利益損害與利益維護領域。在利益主張與利益協調的良性互動中，隨著政治理性和社會理性有望生長，新的社會博弈過程有可能走出強硬對抗的窠臼。
    然而，問題是否要發展到沖突明顯表現的程度才予以解決，這是一個新的問題。在沖突明顯表現出來以后，溫和地加以解決，這種新的方式需要形成機制，另一個方面是，如果所有的利益沖突都要等到形成突發事件才去解決，那也無非是一種善后而已，溫和雖然可資稱道，但反應不敏仍是大害。
    以出租車運營管理問題來說，有了重慶事件，各地就應當舉一反三去處理類似問題，而不必等到又有了出租車罷駛事件才去積極應對。一個正常的社會，在突發危機出現以后能夠溫和、理性地解決，是極為必要的。但同時，正常的社會又理當視出現突發危機為嚴重情況，努力避免事情走到這個地步。事情不鬧大就不能解決，是積累怨氣的做法，會誘使突發危機變得經常化。
    按照信訪條例，多人上訪需選派5人以下的代表反映情況，但三亞上訪司機們始終不愿意選派代表與政府部門談判，因此雙方直至昨日下午4點疏散時止仍未進行接洽。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細節，顯然在司機們看來，維權背后的風險仍在。
    此次事件仍處于理性解決的軌道，出租車司機要求成立出租車司機自己的協會組織維護自身利益。事實上，正是因為代表出租車司機利益的協會缺乏，容易導致其利益主張無法及時和經常地表達，從而累積矛盾，爆發危機。一切自發行為，都會增加失控的風險，而有組織的利益訴求行動，卻更容易保證秩序。建立真正的社會中介組織，在利益沖突日漸增加的情勢下，已是突出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