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深股市從6000多點開始下跌到現在，其跌幅已經遠遠超過了爆發金融危機的美國市場。在這個痛苦的下跌過程中，一直有人在呼吁建立平準基金。那些具體建議看似非常具有操作性：以財政部發行國債或者中央銀行發行票據的辦法籌措資金，交給匯金公司或者全國社保統一管理等。這些同志的主張本意是好的，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關鍵的問題：資產價格不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而是由預期的收益和風險決定的。
    我以為，動用財政資金，或者發行央行票據來買股票都是錯誤的，不僅是因為這些資金的來源使得全體納稅人去承擔本應由一部分投資人承擔的風險，更是因為平準基金并不能起到救市的作用。因為用平準基金買入股票，只是增加了所謂的需求，或者對于某些人來說，增強了信心。但是，這些措施歸根到底不是根本性的措施，我們只能從科學發展觀的角度出發，來推動企業管理層改善經營，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增加對投資人的回報等等，從這些方面考慮問題，才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正確的，既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又符合當代金融學的基本觀點。
    所以，我倒是建議由國資委或者中國投資人保護基金出資，發起設立“杠桿收購基金”。具體來看，如果有一家上市公司的總市值遠小于其資產的市場價值，杠桿收購基金就該發起全面要約收購，將其私有化之后，出售該公司所擁有的資產，比如：出租車運營牌照、寫字樓、金融股權等等。清算完成之后，安置員工，公司注銷。
    以杠桿收購基金來救市的效果是顯著的，遠大于平準基金。因為有了杠桿收購基金之后，各公司的管理層都必須要加強公司治理，改善對股東的回報，否則很可能會變成被收購的對象。現在，A股的上市公司必須要防止出現管理層控制公司資產的情況，這些公司的管理層往往由國資委任命，管理大堆現金和資產，他們只想著自己做大，不想著給股東回報。一年一度的股東大會對他們幾乎就沒有什么約束力，股改本意是好的，但也沒有根本解決公司治理的問題。
    之所以會出現公司市值小于公司總資產的情況，就是因為公司治理太差，沒有考慮保護投資人，而是保護管理層，這和創立股份制公司的初衷是格格不入的。這也是大多數上市公司重融資不重回報的根源所在。我建議設立杠桿收購基金，就是希望利用現有的市場規則，對這類企業的管理者形成一種威懾和約束，并最終激勵其他企業的管理層能夠改善對股東的回報。
    打個比方，如果一個水產品市場上的魚價格下跌，作為地方政府是否應該發行債券，買入鮮魚來穩定價格呢？這樣做，其實是對那些種菜農民不公平的舉措。還是應該考慮在海里放一條鯊魚，讓這條鯊魚吞噬掉那些懶散的病弱的小魚，最終漁民撈起來的是數量略少一些，但卻是質量更高的魚，這時候的水產品市場上魚的價格一定更高了。所以，我們不需要活魚平準基金，我們需要一條鯊魚。上市公司治理提高了，公司的股價自然而然就會上升，投資人的信心也會相應提升，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必須堅持唯物主義的世界觀。
    有人反駁我的觀點，說香港的平準基金當年就很成功，說明平準基金還是正確的。我認為，與其說香港的平準基金是成功的，不如說在更長遠的時間來看，當年的做法其實是失敗的，為今后相同的、乃至更大的危機埋下了伏筆。任何市場出現類似亞洲1997年那樣的金融風暴或者今天港股和A股這樣70％的暴跌，就一定存在著制度缺陷。滬深A股市場的制度缺陷在于公司治理傾向于保護管理者，而不是投資人。香港市場的制度缺陷是其貨幣發行機制和美元掛鉤，現在看起來，當年的救市基金雖然取得了短期的盈利，卻使得香港沒有進行貨幣發行機制的改革，固守其原有的體制及其缺陷，使得今天的港股又在美國金融危機中，成了“去杠桿化”的拋售標的物。
    我國遲遲不提建立杠桿收購基金，可能有多種原因，但是我希望不是因為監管層不敢觸動現有的既得利益者而對保護普通股民利益的立場有絲毫的退縮。今天滬深A股市場跌幅已如此之大，就該以一個唯物主義者的態度，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認識到我們建設資本市場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必須始終以“保護中小投資人利益”為唯一原則來規范、約束市場，完善我們的交易規則。這也是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有關樹立“以人為本”思想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