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一向以其金融體制而自得，在美式金融體制下，獨立會計師事務所、標準的會計準則、證券分析師的研究、金融市場監管、反欺詐和內部人交易的法律等構成了一套完整的市場制衡體系。但從安然丑聞到次貸危機，表明美國的制衡體制幾乎在每個環節上，從基本原則、具體條款到管理體制的實踐都存在嚴重缺陷，這一點在審計環節暴露無遺。
　　在審計環節，美國制衡體系之所以失靈，美式會計準則及其法律原則的基本缺陷不能辭其咎。北美之外幾乎所有經濟大國都采用國際會計準則，或是努力向其靠近；而在北美通行的卻是公認會計準則。就總體而言，國際會計準則比公認會計準則更嚴密。國際會計準則是從“原則”角度出發，要求會計人員確保他們準備的財務報表能夠反映當事公司真實的財務狀況；相形之下，公認會計準則與美國法律一樣是一個“以條例為基礎的體系”，失之過于繁瑣和偏重于會計技巧，更便于管理人員人為操縱，編制誤導性的財務報告和牟取個人利益。在此次危機中，蓄意利用會計準則缺陷造假者并非少數。雷曼兄弟公司在2007年已經受困于次貸危機，但其2008年3月18日公布的第一個財務季度報告仍然報出了4.89億美元的盈利，遠遠高于市場的普遍預期。財報公布當天，雷曼股價暴漲46%，扭轉了此前兩天股價連續下跌30%的局面。實際上，雷曼兄弟公司的賬面盈利大部分來自會計準則的“按模型計價”方法，亦即為了粉飾資產負債表，會計準則準許雷曼調整自己的估值模型，直到取得自己滿意的數字為止。在這份財報中，雷曼對其65億美元擔保債務憑證(CDO)的沖減額僅有2億美元，實際上其中約有25%在4月份得到的標普評級就已經落到了BB＋或更低，最終，這部分CDO基本上分文不值。
　　盡管美國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會制定更多的規則條款以彌補漏洞，但在這場監管與反監管的“貓鼠游戲”中，美國會計準則和法律體系基本原則的根本缺陷決定了監管者們永遠只能落在后面。
　　在具體條款方面，與國際會計準則相比，公認會計準則提高了一些關鍵信息披露的門檻，其后果在這場次貸危機中暴露無遺。此次危機中，西方巨型商業銀行和投行的損失很多來自容納結構性投資工具(SIVs)的所謂特殊目的實體(SPV，又稱作“表外實體”、“可變利益實體”)，如花旗集團救助的6個結構性投資工具規模達490億美元，匯豐出問題的兩個結構性投資工具規模為450億美元。實踐證明，特殊目的實體資產公允價值大幅度減少，發起銀行往往需要承擔一半以上的損失，因此應當將特殊目的實體并入資產負債表中；正由于特殊目的實體資產負債結構不透明，才使得危機一旦爆發就不可收拾。國際會計準則和公認會計準則均要求在控股情況下或者發起實體承擔大部分預期風險和利益時合并資產負債表，但前者對“控股”的定義是達到有效控制(股權比例可低于50%)，后者對“控股”的定義則是持股50%以上。
　　基本原則和條款已經存在不可忽視的缺陷，管理體制和實踐方面的缺陷更為突出。在前幾年安然事件引爆的一系列會計造假丑聞中，獨立會計師事務所協助企業造假的行為淪為千夫所指，結果導致安達信解體。會計師事務所之所以會協同企業造假，關鍵在于利益沖突和政府部門處罰中的“心慈手軟”。在安然丑聞之前，會計師事務所經常為其審計對象從事收益豐厚的資訊業務，以至于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從安然公司得到的管理咨詢收入反而比審計收入還高。顯然，對于會計師事務所來說，他們很難對其咨詢業務大客戶的賬目嚴格把關。安然丑聞爆發后，美國政府通過了《會計行業改革法》，禁止會計師事務所為其審計對象提供咨詢服務，但接受審計的公司仍然有權力決定雇用哪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審計自己的賬目，在這種隱含的可能失去審計業務的壓力之下，會計師事務所仍然難以有足夠的底氣嚴格把關客戶的賬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