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似乎想置農民的實踐智慧于不顧，而通過外在的政策制度安排，人為推進規模經營，這種推進可能不僅不能提高土地的生產率，而且會使大量進城失敗的農民變成不再能自由返回農村的無地流民。　

　　十七屆三中全會最引起注目也最多爭論的是土地流轉。土地流轉在之前的農村一直存在著，只是公開的流轉市場似乎還不存在，且流轉方式較少。中央決定“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看來是決定在農村土地上做些文章了。　
　　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性質的，不是私有性質的。第一輪土地承包時，中央規定是一定15年不變；1990年代后期的第二輪土地延包，中央規定，農戶承包的集體土地，一定30年不變。農民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就是流轉承包期30年內的權利。　
　　到現在，第二輪土地承包已經過去10多年時間，農民從村集體所獲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利，即使流轉，也只能流轉土地剩下的10多年的權利，而不能永久地處理土地使用權。　
　　有人認為，胡錦濤總書記在小崗村的考察中，將之前農民土地使用權長期不變的說法改為“長久不變”，是中央決定延長第二輪土地承包使用權的年限，甚至有人具體地說是由之前的“30年不變”改為“70年不變”。　
　　問題是，若土地承包權改變為“70年不變”，則轉讓出去權利的農戶就可能將更加長期的土地使用權流轉出去，甚至將未來數十年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出去，這時，即使他們名義上還是土地承包經營的主體，他們卻也不大可能與土地再有聯系了，因為70年已經超出他們生理年齡的界限。　
　　在土地不能改變用途，土地使用的流轉僅剩10多年權利的情況下，土地流轉會否變得普遍，并因此造成大的社會波動？土地流轉會否引起大資本的進入，從而嚴重損害農民的利益？我認為不會。　
　　目前關于土地流轉，有一種神話，好像土地一旦集中到一起，形成規模經營，土地就會產生出神奇的效益。并且，這種神話以為，土地越是形成大的經營規模，就越是能創造出巨額的效益。　
　　只要從事大宗農產品的種植，資本下鄉或者集體經營，其實并不比當前小農家庭的小規模經營有更大的優勢。相反，因為林毅夫所說農業生產的監督困難，農作的季節性和管理的靈活性，使大資本下鄉務農很難獲得資本所需要的平均利潤。　
　　這個意義上，即使土地流轉被鼓勵，中國也不太可能發生資本大規模下鄉從事大宗農產品種植業。集體經營的空間也將十分有限。　
　　雖然從事大宗農產品種植業，大資本及集體經濟組織均沒有優勢，但似是而非的農業現代化理念(這種理念往往以為規模經營是農業現代化的基礎)，使得地方政府往往基于左或者右的意識形態，而具有很強的通過自上而下政策扶持來發展出規模經營的沖動。　
　　這種人為發展出來的規模經營，不僅沒有看到承包責任制本身所具有的極大潛力，會浪費國家的財政資源，而且會使本來構成一般中國小農收入支柱之一的農業收入(另外一個收入支柱是務工收入)消失，從而使大量的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當前中國農村土地經營規模的確太小，人均一畝三分地，戶均五、六畝地的農業，不足以支持農民家庭獲得足夠的收入。但是，農民家庭實際上存在著靈活應對土地經營規模的能力，事情沒有我們所想象的那樣糟糕。　
　　即在鼓勵農村積極的土地流轉之前，農民土地一直是在流轉的，這種流轉是一種自發的和消極的土地流轉，其要害是，農民在他們的自愿范圍內，以家庭勞動力生產周期和家庭收支狀況，來據實考慮決定土地如何流轉，這種流轉的結果就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規模經營。　
　　這種自發的和消極的土地流轉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土地流轉，這種流轉就是適合中國勞動力流出狀況，也為農民留下了一種可自由出，又可自由回的權利安排的土地流轉，是一種具有智慧的實踐。我們現在似乎想置農民的實踐智慧于不顧，而通過外在的政策制度安排，人為推進規模經營，這種推進可能不僅不能提高土地的生產率，而且會使大量進城失敗的農民變成不再能自由返回農村的無地流民。　
　　也就是說，我認為，在不能改變土地用途的情況下，一方面，即使允許農村土地流轉，也不大可能出現資本的大規模下鄉務農，一方面，若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依據左或者右的意識形態來推動積極的農村土地流轉，則可能產生嚴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