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選擇對美國次貸危機有條件的救市行動有利于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所以，現在無疑是提高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話語權的絕佳時機，至少應在確認市場經濟地位上獲得更為有利的談判地位，在加強對發達國家對沖基金等金融機構投機行為的限制上爭取更大主動權。國際金融體系亟待重構。這一次，呼聲最強烈的，是歐盟主要國家。

    次貸危機襲來，不僅使舊有的美聯儲金融監管體系弊端暴露殆盡，同時也讓長期以來在國際金融聯合監管領域“無所作為”的IMF和世界銀行再度成為各國激烈指責的對象。在早些時候的歐盟領導人峰會上，英法德等國領導人紛紛呼吁建立國際金融新秩序。英國首相布朗公開表示：包括美國、歐盟、中國、日本、印度等主要經濟體領導人應在11月或12月舉行全球峰會，商談如何重建布雷頓森林體系。
    原本對于美國呼吁聯合救市行動并無熱情的歐盟主要國家（尤其是法德），近期受制于美國次貸危機的不斷深化，殃及到本國金融經濟體系的穩定，被迫選擇歐盟協同救市。在10月16日閉幕的歐盟峰會上，歐盟27個成員國首次為應對金融危機結成了統一戰線，一場聯合“反擊戰”從歐元區擴大至整個歐盟。
    但是被迫應戰的歐盟并不甘心成為美國金融危機的買單者，他們想聯合其他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國、日本、印度等其他亞洲新興國家，挑戰以美元為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加強其他國家在國際金融合作領域的話語權；重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在國際聯合監管中的地位與作用；加強對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在金融經濟領域的監管力度，防止類似次貸金融危機的再度爆發以及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蔓延。
    這對于中國而言，無疑是提高自身在國際金融體系中話語權的絕佳時機。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任何事物都有其成長到衰落的自然演化進程。遙想當年號稱“日不落帝國”的英國也同樣在美國、日本等其他國家的崛起進程中逐漸褪去歷史霸權的“光環”，并最終在經濟、軍事與政治上被美國所取代。美元的霸權地位也同樣會在現在以及未來不斷發生的危機中逐漸被弱化。中國要想提高自身在國際金融合作體系中的地位，理應充分利用這一時機，更何況這是聯合歐盟、日本和其他新興國家共同重塑國際金融體系。
    其二，華盛頓及其智囊機構已經清醒認識到，身處次貸危機陰霾之中的美國僅憑一己之力已無法改變衰退發生的厄運。華盛頓著名的智庫――彼德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Arvind Subramanian10月7日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建議中國政府向美國政府出借5000億美元，以幫助其實施龐大的救市方案。在這個時候，中國即便提出有利于自身的附加條件，美國政府在權衡之下也必須予以回應。
    從客觀的角度出發，美國次貸危機已經蔓延到歐美日等主要發達國家，這些國家的衰退與潛在的大蕭條都會大大抑制中國潛在的出口需求，因而選擇對美國次貸危機有條件的救市行動，有利于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當然這條件僅止Arvind Subramanian所言的一是中國政府應要求將借款資金用于補充美國銀行資本金；二是美國政府應該拿這些錢去救助那些還不起按揭貸款、住房被貸款機構強制收回的貸款人。
    這兩個條件只是保證了美國政府救市的效率，卻與中國經濟政治利益的保障毫無關聯。而中國目前仍是發展中國家，本國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仍居于世界后進水平。中國近2萬億的外匯儲備本質上是中國居民的財產，即便是要用于拯救美國金融經濟體系，也要最大限度上反映中國公民的利益。
    首先，中國至少應在確認市場經濟地位上獲得更為有利的談判地位。如果讓美國從一個自己反對的非市場經濟國家獲得資助恐怕也與美國現有的法律和政治體系相沖突，更何況其他許多發達國家早已承認了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美國橫加阻撓只是為了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
    其次，事實已經證明美國內部的監管體系并非無懈可擊，而美國所謂的國際領先的金融機構和評級機構也同樣漏洞百出，對美國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市場不加限制必然會在中國造成同樣的負面沖擊。要想進一步開放中國內部金融市場，歐美等主要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和監管層首先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再次，次貸危機已經清楚地表明不加限制、自由放任的金融創新和自由化最終難免以危機全面爆發收場。發展中國家的危機承受力和轉化能力，離發達國家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如果強制要求發展中國家全面放開金融市場，降低對這些國際對沖基金等金融機構的監管要求，只能造成災難性的后果。事實上，此次危機爆發之后，FED和SEC等主要美國金融監管機構對對沖基金均持負面態度，與十年前亞洲金融危機時截然相反。既然如此，那今后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限制對沖基金等發達國家金融機構的投機行為也不應持有異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