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18個城市采取減稅、貨幣補貼和減低準入門檻等一系列利好政策拯救樓市，引起紛紛議論。前日住房與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在深圳“中國市長論壇”上又說，“應該給各城市政府一定的自由度，各地的政府應該說有能力、也有責任，作出一些政策上的選擇。”人們把這解讀為高層首次對各地刺激樓市政策作出的正式表態。

　　我國大城市的樓市在經歷十余年繁榮之后，目前普遍呈現低迷狀態。牽一發而動全身，對城市甚至對全國經濟而言，樓市不僅涉及房地產商和房地產行業。房價高企而政府住房保障政策不足，會抑制中低收入者基本住房需求的滿足，降低購房者的生活質量，打壓其他領域的消費；房價低靡，對金融業等相關行業以及地方公共財政收入等，都帶來相當壓力。救與不救，是非常復雜的公共性問題，需要利益各方的充分討論，需要在信息公開基礎上的相互說服。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的救市計劃，卻給人無聲無息之感，人們的爭議集結于此。政府的心態和動機也許是好的，但土地供應規模、限價房上市、公積金貸款額度的調整等等措施，都是事關各方利益的重要決策，政府不用批準，不被允許，自行決定了如何獲得、怎樣使用公共資源，這是說不過去的。
　　一項公共政策，其決策過程必須體現公共性，這一道理無論中西，適于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級政府。美國救市方案經歷諸多曲折，英法德俄等一些國家的救市計劃也是被批準才予放行，都是證明。我國憲法早已規定人大是我國的權力機關，擁有立法、監督、決定等諸多權力，政府在人大的監督下行使職能，政府執行重大決策，要有人大批準，但在救市面前，地方人大的作用發揮可以說不明顯，沒有很好地體現公共政策要被民主決策的本旨。
　　政府究竟要干些什么，必須要通過人大的民主程序來決定，人大需要從后臺走到前臺，從旁觀者成為決定者。對救市問題來說，每一個被忽視的環節都要拿出來細致分析，每一種容易出現的情況都要被充分考慮，人大決策的過程，應是決策信息、決策力量充分公開的過程，各種利益代表都需要出來說話，相關利益各方對其合理合法性、具體操作性和結果確定性均需進行深刻的論證，以防措施方向不明、執行不力，甚至與預期大相徑庭，甚至背道而馳。
　　救市繞不開民主決策，如同每一項事關公眾利益的決策都繞不開它一樣。只有信息的充分公開，只有各種利益的充分表達，只有最民主的辯論過程，我們才能讓對權力到達它應當到達的地方，不論是執行機構，還是立法與決策機構，它們的行為才可以被限定在合理的范圍之內，從公共利益出發，也止于公共利益，也惟其如此，人民的事情才能真正由人民說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