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允許流轉土地經營權”的政策出臺前后，不少媒體報道，土地流轉在一些地區已經悄然運行了多年。安徽小崗村的嚴德友支持、推動土地流轉已有10余年時間，屢經波折(《新京報》10月13日)；廣東中山市一些鄉鎮也在好幾年前“敢為人先”，將分散在農民手中的土地收歸村集體，然后由村集體統一轉包。(《中山日報》10月14日)

　　我絲毫不懷疑小崗村、中山市這些嘗試的積極意義，其在局部地區、在特定時期確實能夠提高單位面積的產出，也符合中央“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的政策。然而，這些嘗試是不是具有普適性，會不會在后續的深化改革中走樣，僅僅靠目前已經看到的這些“積極意義”，還遠遠不夠。一時一地取得的成績，尚需經過實踐的考量，也需要政策配套、危機處置等相關措施。
　　很多論者指出，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多年徘徊停滯，土地權歸屬是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因此，東部經濟發展較快地區如江、浙等地，早已悄然興起了各種形式的土地流轉。但是，我堅持認為，流轉的前提條件是大部分農民已經獲得了其他穩定的謀生手段，這些土地真的“閑散”。對土地過于分散、難以發展規模經營的經濟相對落后地區，推動土地經營權流轉，則應格外警惕一些危險傾向。
　　首先，土地使用性質不能在流轉中蛻變，利益不能成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衡量標準。從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轉變為集約生產的規模經濟，實現一定程度增值顯然沒有疑問，但一時的高利潤，并不能成為要求農民必須拿出土地實現規模經營的理由。更何況，考慮到市場因素，這種利潤是會逐年遞減的。如果單純講求利潤的話，農田變成建設用地獲取的瞬間利潤更高。
　　也就是說，確保農民的地權依然是土地流轉的核心，這一點絕對不能變。因為在目前的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土地依然具有最低生活保障的功能。以經濟為誘餌，從一家一戶那里把土地拿走，那么，中國農民最后的一層低水平保障也失去了。由此產生的復雜社會問題，會很難消弭。從改革前景看，名義上農民還有土地經營權，但土地都被以流轉的方式拿走，也就違背了改革的初衷。
　　由此，還有第二重擔憂——地方政府不宜在這個過程中享有太多的裁量權，因為單個的農民根本無法與地方政府的規模經營沖動對抗。農民的意愿，在政府的強制下，往往存在被綁架的危險。在現有政策、法律格局下，地方政府仍有辦法從農民那里把大片耕地拿走，大搞建設。一旦流轉受到政策鼓勵，如何約束政府的政績沖動？只要熟悉中國基層政府施政慣性的人，大概都會有此擔憂。
　　土地失守，農民很可能變成流民。那么，原本限定在經濟領域的問題，不免政治化了。我們當然很愿意從積極的方面想象地方政府、基層政府的各種努力，但囿于目前的政績評價慣性，其將政府強制演變為農民自愿，大概不會是夸張的說法。所以，土地流轉必須警惕地方政府無所不在的自由裁量權，限定其過于膨脹的權力，為農民保存一點起碼的“自覺”、“自愿”。
　　第三重憂慮是村組的整體規劃、統一發包不能替代農民的個體靈活性。若說整體規劃、統一步驟，改革開放以前的“人民公社”應該最具有規模，可結果如何呢？任何改革都不能矯枉過正，多樣性是經濟活力的根源，宜統則統，宜分則分，還是應該按經濟規律辦事，而不應盲目冒進。更何況，中國農村情況千差萬別，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很不相同，在政策設計上一定要留有余地。
　　我認為，農村土地改革牽涉面實在太廣，千萬不能再搞“一刀切”，“一個模式”，應當允許、鼓勵農民從經濟規律出發，自行摸索適宜的經濟增長方式。同時，各方面的政策配套也一定要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