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關于新一輪土地改革的討論趨于熱烈，各種方案層出不窮，盡管各有側重，但推動農村土地流轉、促成土地資源優化配置，已是各方面的共識。

    自1947年《中國土地法大綱》頒布至今，農村土地資源分配問題一直是歷次改革的重點、起點、難點，如何在“效率”和“公平”間尋得一個理想的平衡點，成為考驗中國這個農民占絕大多數國家的一大難題。以史為鑒，可知興替，在探討新一輪土地分配制度改革思路之前，有必要看一看前一輪改革的成敗利鈍。
    眾所周知，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上一輪農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始于50年代末，并因劉少奇所總結的“三自一包”而名噪一時，又因70年代末鳳陽小崗村“大包干”的私下嘗試再度萌動，并在80年代初被推廣到全國農村。這種土地使用改革在當時是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需要的，但前一次遭遇寒冬，后一次卻大獲成功，兩相對比，奧妙何在？
    “三自一包”和“大包干”都經歷過農民自發、自愿的過程，并得到部分干部的支持，但前者始終游離于體制外，就在“三自一包”嘗試的關鍵時刻，完全否定這種努力、強調“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九章60條頒布，并在此后被反復強調、不斷強化，雖然個別地方（如河北晉州周家莊人民公社）一直斷續地、部分地嘗試各種改革、變通措施，但這些措施在體制上卻是“非法”的，得不到支持的，不但很難真正推行，即使推行，成果也難以得到有效保護和肯定。
    后者則不然，在短暫的混沌和爭論階段后，1982年“一號文件”解決了“大包干”姓資姓社的“原則問題”，1983年“一號文件”將聯產承包責任制確定為“當前農村工作的主要任務”，1984年“一號文件”確認“承包土地15年不變”，給農民以定心丸，1985年“一號文件”則改統購統銷為市場調節，進一步鞏固了改革的成果……一言以蔽之，“大包干”對土地使用權的改變被上升到國法甚至國策的地步，一方面有章可循，改革易推廣、易鋪開，農民的顧慮易打消，另一方面也有效遏止了個別地方、個別團體和個人借改革之名，行謀私之實，打著改革的旗號胡作非為，從中央到地方，從干部到農民，都有法可依，有理可講，這才從體制上、根本上確保了農村土地使用權制度改革的深入推廣。
    如今新一輪土地改革呼之欲出，有些地方已迫不及待地開始試點，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出現了諸多混亂，一些地方以“土地資源優化配置”為名，巧立名目，將農民的耕地、宅基地“置換”，用來進行商品房開發，農民不但得不到“優化配置”的紅利，反倒喪失了賴以為生的土地；一些地方的干部依照個人親疏好惡進行土地重新配置，使得“土地資源再分配”變成了掩飾權力商品化的遮羞布。
    如果說對于城市居民而言，土地、住宅，不過是生活資料的一部分，那么對于廣大農民而言，土地不但是生活資料，也是生產資料，是個人和家庭最重要的東西。土地改革若搞不好，一旦弄出亂子，對于一個大多數人口至今仍在農村的大國而言意味著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三自一包”因缺乏體制的支持而夭折，“大包干”因得到體制的扶植而興盛，歷史雄辯地證明了一個道理，在土地改革這樣涉及“國本”的重大問題上，必須“先綱后目”，即由國家有關方面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拿出政策性、綱領性、全局性的意見、辦法，廣泛征求意見、熱烈討論、認真修改后公布、頒行，不論干部、農民，其行為凡符合這一意見、辦法者便支持、保護，凡不符合者便反對、制裁，惟如此，才能一方面確保土地資源優化配置的施行效率，另一方面確保新一輪農村土地流轉，和農村產業商品化實施過程中的公正、公平。
    自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到五個“一號文件”將聯產承包責任制落實到中國廣大農村，任何成功的土地改革，都必須高屋建瓴、由綱而目地推廣、實施，否則或阻力重重，或難免“變味”，甚至原本惠民的初衷反落得擾民的結果，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根基。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民是中國公民最大的一個群體，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也日益成為中國社會升級轉型的瓶頸，在這關鍵時刻，有關方面必須主動有所作為，拿出規律性、普遍性、綱領性的東西，惟有“先綱后目”，方能既迅速、有效、全面地推行改革，又確保廣大農民成為這一改革的真正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