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環境污染，處理環境糾紛，從來是困擾地方政府的老大難。近日，昆明市又出新招，將在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設立專門的環境保護審判庭。新成立的環保審判庭將對涉及環境保護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及執行實行“四合一”審理模式，涉及環境保護的公益案件，也將由市環保局向法院提起訴訟。（9月21日《都市時報》）

　　其實，環保審判庭并非昆明市的獨創。今年上半年，貴陽、無錫兩地中院都已成立了環境保護審判庭，其中，部分中院還在基層法院成立了環保法庭。而在北京、湖北，近兩年也有人大代表建議成立環保審判庭。問題在于，環保審判庭能否在各級法院隨意設立，其存在是否合乎法律規定？其次，環保審判庭能否如其設立初衷一樣，破解執行難、威懾低、地方行政保護等一系列問題，成為解決環境問題的良方？
　　近些年，法院通過新增審判庭，回應社會熱點需求的情況正日益增多，許多地方陸續出現了知識產權審判庭、未成年人審判庭乃至房地產審判庭。《人民法院組織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中級人民法院可以設刑事審判庭、民事審判庭、經濟審判庭，“根據需要可以設其他審判庭”。可以說，在中級人民法院內部專門設立環保審判庭，并未突破現行法律框架。但對在基層法院設立環境法庭，法律并未明確授權，而最高人民法院早在1989年就已在相關批復中闡明：“在基層人民法院設立環保法庭尚無法律根據。”
　　那么，中級法院新增的環保審判庭，真能更好地起到破解環保難題的作用嗎？也不要過分樂觀。司法的特性在于消極、中立，法院不可能像環保部門一樣，主動去檢查、治理污染，處理問題，追究責任。只有在有關難題被訴諸法院時，法院的固有價值才能體現。環保審判庭當然可以整合資源，提高效率，對解決跨越行政區域的環境糾紛也有積極作用，但司法的被動特性，以及我國司法體制的傳統弊病，使得環保審判庭不可能成為包治百病的良藥。
　　首先，法院解決不了威懾力低與執行難的問題。即使沒有環保審判庭，危害環境的犯罪一樣可以由刑事審判庭處理，該怎么判就怎么判，不會因有了專門法庭，法定刑就會提高。更何況立不立案，抓不抓人，主要取決于地方公安機關，而不是地方法院。另一方面，昆明市打算將處罰執行權交付法院，這顯然是偽問題，法院的判決，當然是由法院執行。但這并不是說，司法執行就一定比行政執行更有力度，否則，就不會有“法院執行難”的問題了。
　　更重要的是，靠專門審判庭破解地方保護主義迷局，只是設計者的理想愿景。在我國，司法地方化的問題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無論是中級法院設立環境保護庭，還是基層法院設立環境法庭，其在轄區上的突破，與傳統審判相比并無改觀。如果連法院本身都難以擺脫地方行政機關的干涉，又怎么能指望其內部的專門審判庭取得突破？所以，問題的關鍵，仍在于地方政府是否真能抵得住經濟發展的誘惑，而屈從于環境保護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