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實力的提升，中國必然要求提高其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的話語權。美國在十分不情愿的情況下已將中國在IMF中的投票權從2.94%提升至3.807%。另一方面，中國正不動聲色地擴大自己在區域乃至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影響力。同時，中國還利用難以抗拒的市場魅力，輔之以日漸成熟的經濟外交，尋求雙邊和多邊共贏，亞洲經濟領袖氣質業已顯現。此外，中國還致力于成為世界經濟規則的主要制定者與修訂者之一，并正在嘗試通過制定自己的技術標準以及開設銅、石油期貨等一系列動作來擴大在世界經濟領域的發言權。

    中國的發展“破壞”了西方主導制定的“叢林法則”，因為中國正一步步進入原來由西方強國所控制的勢力范圍，甚至還可能提出改寫現存的國際經濟規則，即由西方把持的話語權和凌駕于國際通行準則之上的美國標準。從國家利益角度來說，這當然是西方大國不愿看到的，但是他們也知道中國崛起的大趨勢看來很難改變，所以他們就想方設法利用他們所操控的國際經濟秩序對中國施加各種壓力和干擾，或者利用現有的規則盡可能地壓縮中國的上升空間。以商業銀行和投行為代表的國際資本就是成了他們意圖蠶食中國經濟主導權的重要工具。
    其實，作為母國利益的代表，國際資本早已布局中國的銀行、股市以及房地產等重要經濟領域，近年來又向農業延伸。在這場能夠聞到火藥味的中外資本對決中，我們明顯處于下風。中國既缺乏花旗、匯豐這樣的全球頂級商業銀行，也沒有高盛、大摩這類在某種意義上能夠左右國際金融市場的投資銀行。中國的金融資本，盡管近年來實力上升明顯，例如中國工商銀行市值已經超過花旗，并成為今年上半年全球最賺錢銀行；但是中國工商銀行的市值坐大并非反映資產規模以及經營實力，而是基于股價估值過高所致。花旗利潤的下降只是因為暫時受次貸危機拖累，其長期競爭優勢絕非工行所能及。至于中國數目眾多的本土投行，無論是運營實力還是市場影響力與國際大投行相比均是小巫見大巫。不少本土投行還扮演著串謀國外投行抄底滬深股市的角色。
    可以說，這是一場實力懸殊的博弈。從目前情況來看，中外金融資本之間的博弈，焦點在于“定制”上的競爭，主場則是銀行和股市。所謂定制即定規則，定產品，定價格，而最關鍵的是定人才和定風險。國際資本憑借其專業人才與資源優勢，在制定產品時，就已定下了市場風險，如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股市泡沫破滅后設計的次級按揭貸款，從其入市那天起，設計組合產品的主導者對其可能產生的風險就心知肚明。遺憾的是，一向缺乏風險意識與防范機制的中國金融資本，在金融創新與衍生品層出不窮的今天，大多時候只能亦步亦趨，主動或被動地替別人買單。
    更令人擔憂的是，形勢正朝著不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人們看到，去年10月以來，中國在資本市場上的連遭重挫，不僅打擊了中國建設金融強國的雄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實體經濟的發展。
    銀行改制與上市并沒有使疾病纏身的國有銀行的競爭力發生脫胎換骨的變化。外資正用不多的資本，以先進的管理經驗為誘餌，圖謀掌控中國經濟命脈。而被動升值的人民幣將逐步實現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屆時跨境的資本流動將變得相當自由，國內金融市場受國際資本的沖擊將越來越大，倘若國家金融安全體系不夠健全，銀行抗波動能力弱，則國內一旦發生債務危機或其他社會危機，存款必將發生大規模轉移，由此引發國內銀行業的支付危機，進而引發大規模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
    至于防守能力薄弱的滬深股市，屢屢被國際資本通過左手唱空，右手收購，左手唱多拉高，右手出貨暴賺的手段所操弄，而當估值中樞轟然崩塌之后，好不容易堅守了兩年的中國資產的定價權頃刻間拱手讓人。至于摩根大通的一紙報告就足以在中國資本市場掀起巨浪，凸顯出面對國際金融資本的強勢攻搶，我們已陷入了怎樣的被動之中。
    依筆者的判斷，未來五年，將是中外資本博弈的關鍵時期。國際資本的目標很明確，就是通過控制中國金融，將中國納入由華爾街主導的世界金融秩序中，并通過控制金融產業來削弱中國實體產業的競爭力，進而左右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一定要盡早設置能夠抵御外部沖擊的金融防火墻。中國的金融資本決不能滿足于在國內及周邊市場的淺灘作業，迫切需要積極延攬國際一流的金融人才建立攻勢防御戰略。
    中國金融資本必須盡早到國際金融深水區歷練，積累全球競爭的實戰經驗，唯有如此，才能洞悉國際金融資本的內情，在中外資本博弈中堅決捍衛國家的金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