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物價上漲速度較快，每當看到財政收入完成情況的報道，都會響起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呼聲。

　　近一段時間以來，這一呼聲再次響起，不僅專家、學者強烈呼吁要求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就連財政部部長謝旭人也發表文章，表達了對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相同看法。
　　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看來已是大勢所趨，它將成為現階段減輕中低收入者負擔、緩解通貨膨脹壓力、推進社會公平的一項重要舉措。
　　但是，對于個人所得稅政策問題，筆者認為，我們都跌入了起征點“陷阱”，把目光過多地放在了起征點上，放在對起征點的提高上，而忽視了個人所得稅政策對高收入者的收入調節作用。
　　大家知道，貧富差距的拉大，既有低收入者收入增長太慢的原因，也有高收入者收入增長太快的原因。要縮小這種差距，不僅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而且要遏制高收入者收入的過快增長、無序增長。要遏制高收入者收入增長過快，一方面可以通過完善制度、出臺政策、規范行為，限制不正常的收入過快增長；另一方面就是充分發揮稅收政策的調節作用，對高收入行業、高收入者課以重稅，迫使其規范收入行為，減少高收入者的實際收入。
　　很顯然，個人所得稅作為一種“公平稅”，既有保護低收入者利益的功能，更有調節高收入者利益行為的功能，不僅要通過提高起征點，減輕低收入者的負擔，更要通過稅率的調整，遏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長過快，縮小社會的收入差距，實現社會的相對公平。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屬于高收入階層的專家、學者，他們雖然強烈呼吁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卻從來沒有呼吁如何對高收入者的收入進行調節，這也是我們跌入起征點“陷阱”的一個重要原因。
　　如果僅僅關注起征點，而不關注對高收入者的收入調節，縱然起征點提高了，也不會對社會公平產生太大的作用。因為，高收入者收入的增長，遠遠超過低收入者那可憐的一點“起征點利益”。
　　所以，當我們在積極呼吁提高起征點的同時，更應當積極呼吁如何調節高收入者的收入、加大對高收入者的個人所得稅征管問題。只有同時顧及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兩個階層，個人所得稅政策的作用才能得到更好、更有效、更全面的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