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國企業普遍感覺資金緊張。人民銀行金融統計顯示，截至7月末，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同比增長18.79%，非金融性公司存款同比卻減少了55億元，繼今年1月份以來再次出現負增長。雖然去年7月非金融性公司存款同比減少62億元，今年同比減少額似乎還比去年同期少7億元，但原因截然不同。去年非金融性公司存款一度減少，是因為資產市場火爆，不少企業選擇將銀行存款轉為投資理財產品，那不是資金短缺，反而是資金充裕的表現；而今年7月份出現的非金融性公司存款減少，原因是企業資金緊張，且融資困難，部分企業不得不從銀行結算賬戶中提取資金應對日常運營所需。而在各類企業中，中小企業又對資金緊張感受最為強烈。為了解決中小企業資金問題，我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規定新增信貸規模只能用于“三農”和中小企業、浙江推出中小額貸款公司，等等。這些措施是必要的，但我們倘若指望徹底解決中小企業資金荒，那肯定是徒勞的。

　　中小企業資金荒之所以不可能徹底解決，原因是多方面的：信貸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決定了銀行在其它條件相同情況下優先選擇大企業；“徹底”解決中小企業資金荒等于是無限制地鼓勵道德風險……最重要的是，中小企業資金荒是目前微觀層次流動性短缺的有機組成部分，而這種微觀層次的流動性短缺又是宏觀經濟基本面和相應的宏觀經濟政策所決定的。
　　與去年宏觀、微觀兩層次均流動性過剩不同，今年的微觀層次流動性短缺與宏觀層次流動性過剩并存。除了企業決策失誤(典型如房地產業的過度投資)、咎由自取之外，就總體而言，宏觀層次流動性過剩與微觀層次流動性短缺實際上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或者說，正因為宏觀層次流動性過剩，才造成了微觀層次流動性短缺。之所以如此，關鍵在于中央銀行為維持宏觀經濟穩定、遏制通貨膨脹和貨幣升值失控而開展的沖銷操作。由于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持續高額“雙順差”，貿易順差和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居高不下，外幣結匯和外匯儲備高速增長，中央銀行通過外匯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礎貨幣相應持續高增長，給國內帶來了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壓力上升的風險。為了消除這一風險，人民銀行必須收緊貨幣政策，實施了從公開市場操作到提高法定準備率、加息等一系列沖銷操作，其最大副作用就是可能使國內銀根相對緊縮，殃及其它產業。在某些情況下，中央銀行沖銷操作會將利率推到幾乎所有實質經濟部門都無法承受的高度，以至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稱之為“自毀”(self-destructive)。有些輿論稱“宏觀調控誤傷中小企業”，似乎執行這些宏觀調控措施本來可以避免企業資金過度緊張，其實不然，執行這些宏觀調控措施必然要帶來諸如此類的副作用。
　　今年是改革開放30年，我們經常將我國開放經濟建設的成就引為自豪，但我們必須牢記，開放給我們帶來的不僅有機會，也有額外的沖擊，還會在相當程度上束縛我們調控的手腳，因為不少在封閉經濟下有效的調控措施在開放經濟下的效力會被逐利性資本流動等因素抵消。類似目前這種宏觀層次流動性過剩與微觀層次流動性短缺并存的局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已不是第一次面對。1994—1997年間，面對外資大規模內流導致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大幅度增長的局面，中國人民銀行通過回收中央銀行再貸款來沖銷通貨膨脹壓力，取得了一定效果，結果也是國內經濟承受了意外的信用緊縮。
　　既然目前微觀層次的流動性短缺源于宏觀經濟基本面和相應的宏觀經濟政策，那么，只要經濟基本面未發生根本改變，我們為解決微觀流動性短缺問題所能采取的合理措施最多就只能是緩解上述問題；要徹底解決上述問題，必須等到市場基本面轉變，貿易順差、資本流入等顯著減少，使得人民銀行無需訴諸嚴厲的沖銷操作。我們不能指望中小額貸款公司之類措施徹底解決問題，但我們可以指望這些措施在市場基本面轉變之前維持局面不至于過度惡化，從而為市場未來的復蘇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