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好的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必要條件，但非充要條件。從經濟史與制度變遷的角度來看，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持續繁榮奠定了必要的制度基礎。但是，正如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同時也是當今最著名的宏觀經濟學家之一的魯迪·多恩布什所指出的，即使是最強大的美國經濟也有崩潰的可能性，只不過可能性要小一點。同樣，曾經風頭十足的日本經濟的“十年失落”以及歐盟經濟的萎靡不振，都不是由于他們的經濟制度患了不治之癥，而在于其具體制度在某一段時期內缺乏持續更新的機制，當然一定程度上還由于新興經濟體的競爭擠壓所致。就全球經濟來說，以美國的制度和觀念為底板的經濟全球化并沒有帶來各國經濟的普遍繁榮，而招致一部分失去工作機會或者生活水準因此下降的勞工大眾的持續反對。可以說，要找到能使各國經濟繁榮的具有普適性的具體經濟制度多半是一種幻象。美國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不要指望輸出其經濟治理模式就可以改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面貌。

　　自由市場體系是偽命題

　　主流經濟學家普遍認為，自由市場經濟是人類經濟史上的最佳經濟制度，是經濟增長和繁榮的首要因素。而由大多數官僚機構把持的經濟體制，即使有良好的意圖也不可能實現經濟的持續繁榮。因為這些官僚機構或者因政治而分心，或者過分熱衷于完美的解決方法。但是，徹底的自由市場經濟是不可能現實存在的。事實上，20世紀30年代中期，自由主義經濟曾遭到徹底的毀滅。自由主義幾乎沒有任何捍衛者，地球上肯定沒有實踐它的地方。沒有一個政府敢于宣稱對經濟能夠做到徹底地不干預。因此，以政府的積極作用作為穩定機制的凱恩斯經濟學直到今天依然有著較強的生命力。
　　盡管資本主義是自由市場體制在全世界擴展的結果。但市場經濟并非盡善盡美，同樣面臨各種各樣的問題。自由市場體系在多數情況下似乎只是一個被賦予理想或政治色彩的假命題，其本身是脆弱的。它的脆弱不是由于經濟上的原因，在相當程度上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雖然從經濟學上講，所有人都有可能從競爭的市場中獲益，競爭也被視為美國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之一。但是，實際情形卻是：沒有哪一個特定的個體能夠從維護自由市場體系的競爭和公平中得到巨大的利潤。人們注意到，在拉美、亞洲國家，自由化，包括外向型發展、追求價格穩定、貨幣自由兌換，以及經濟全球化，都對經濟增長和創造“亞洲奇跡”起過重要作用，但最終難免衰退，財富分配也存在著嚴重的不公，裙帶資本主義更是危害經濟健康發展的毒瘤。

　　增長動力在于營商稟賦的激發

　　就中國來說，長期以來，人們一直以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力在于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或者說是政府主導下的投資與出口，但現在看來，即使是有效的宏觀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經濟增長的誘導因素，本身并不構成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而從資源稟賦和市場空間來看，盡管中國的人口、勞動力資源、市場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可能性和空間，但卻很難自動孕育出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動力機制。國內有學者主倡的“后發優勢”其實也只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可能條件。
　　那么，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機制究竟是什么呢？我們不妨看看一個有趣的現象：被譽為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30年來并未成為經濟高速成長的主要推手，倒是實體經濟部門在問題叢生的金融體系下實現了高速增長和發展。這是一個值得所有研究中國經濟的人深入考究的問題。有學者提出，究竟是這種被體制轉型所扭曲的金融體系支撐了中國經濟的虛假繁榮？還是中國實體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是從轉型時期金融體系的種種漏洞里“鉆”出來的？其實，從3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構成要素來看，得益于政府對民營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民營經濟的發展環境得到了顯著優化，中國民間長期被壓抑的營商稟賦終于被激發出來，民營經濟因此獲得了快速發展。加上FDI的推動，以及在民營、外資企業的效率輻射和競爭下，國有企業本身經營效率的不斷增進，共同構成了近年來中國經濟持續成長的動力。
　　當然，作為世界經濟舞臺上日漸自信的快速成長的經濟體，盡管中國的分量與影響正以不可阻擋之勢飆升，并被廣泛認為極有可能成長為比肩美國的世界頂級經濟強國。但是中國經濟在數量上的持續增長并不能掩蓋其與一流世界經濟強國之間的巨大差距，短期內還難以擺脫在世界分工中的中底層地位。中國經濟已經很脆弱了，很難經得起一次資產價格泡沫的破滅。因此，我們亟需強化中國經濟繁榮的動力機制，不僅要致力于完善市場經濟制度以及技術的不斷升級，更要建立一種能夠使經濟保持活力的增長機制，從而保證市場主體的營商稟賦得到持續有效的激發，以避免經濟出現非制度性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