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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緊”的貨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起到“對民營經濟從緊”的效果。
近期因資金鏈斷裂或卷入借貸擔保等糾紛，珠三角和長三角一帶——尤其是浙江地區——民營老板潛逃乃至自殺的極端事件接連見諸報端。這當然從一個側面印證了經濟形勢的嚴峻，但更是中國扭曲的金融資源配置體系的體現。
這幾年浙江的“地下錢莊”十分活躍，其折射出來的問題也很多。
“地下錢莊”已是一種頗具規模的民間金融借貸機構，民間借貸活躍的好處是可以彌補國家投入不足，支持企業發展。溫州經濟的快速發展，充分見證了溫州民間投資活躍對地方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同時，民間借貸的活躍還強化了居民投資意識，使社會閑置資本增值保值，不斷增加的獲利資金也促進了本地商品流通速度的加快。但是這種“地下錢莊”既沒有法律保護，又沒有納入國家正常渠道給予有效監管，因而它的風險也相當大，以致近期鬧出不少糾紛甚至人命事件。
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地下錢莊的存在和活躍，不管是多么不合現在的法律和政策，它都說明了合法的“白市”是有重大缺陷的。
通常人們將今年民間融資比例增大、民間融資總額增大，歸結于今年國家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的確，今年銀行普遍緊縮信貸。然而這不等于銀行就不再發放貸款，更不等于那些效益良好、信譽卓著的企業貸不到款。
面對一大堆貶值了的美元，讓我們感到現在的外貿出口模式肯定是有問題的，我們必須加快升級換代，盡快調整我們的外貿出口結構。而銀根緊縮，使一部分效益低利潤薄的民營出口企業難于得到貸款，實際上是在促使我外貿出口企業優勝劣汰，加快升級換代，是調整過程中的陣痛，是市場經濟體制下完全正常的現象。
不正常的是，那些效益好利潤高的民營企業同樣也很難得到國資商業銀行的貸款。眼下民間金融借貸的利率現在一般都在月利率10％以上，相當于商業銀行利率的十數倍。根據監測統計，每月民間借貸發生額中，約有80％用于生產經營。換句話說，那些企業的效益承擔得起高于國資商業銀行十數倍的貸款利率，可見它們是極其有效率的企業！反過來，有幾家國有企業能承擔如此高的貸款利率？
市場經濟體制下，一般來說商業銀行都是“嫌貧愛富”的，在銀根緊縮時期尤其如此。照理，商業銀行應該首先貸款給上述那些效益好的民營企業，可是為什么他們仍然拿不到國資商業銀行的貸款？這是因為，一方面改革中的國資商業銀行仍然延續著計劃經濟年代的功能，為國企“輸血”，在銀根緊縮的時候，更是把幾乎全部信貸額度傾斜于國企。
浙江地下錢莊的利率雖然有點離譜，但它在提醒我們，該適當提高利率了。同時，要盡快將民間金融借貸行為納入國家正常的金融軌道之中，使之規范化有序化。當然，要改變有效益的民企得不到資金的現象，治本之策是深化改革我國金融系統，讓金融體系從“國有經濟脫困的工具”變成真正的對社會資源進行有效配置的平臺。這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需要解決許多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瓶頸問題才行。
當下挽救那些效益良好而資金鏈岌岌可危的的民企，最急迫的“治標之策”恐怕是變貨幣政策由“從緊”為“適度放松”。這的確是無奈之舉，但如果連眼前的難關都過不去，經濟進一步加速惡化，何談什么“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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