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起，被寄予厚望的《反壟斷法》開始實施。歷經13年方磨成劍的《反壟斷法》，人們當然有理由對之寄予厚望。然而據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吳宏偉介紹，原先制定草案時計劃在今年8月1日前制定40余個配套規則，迄今為止，無一出臺。

　　《反壟斷法》如何實施以及靠什么實施，專家也弄不清8月1日起實施的究竟是法律還是配套規則？但這個疑問，也凸顯出一個問題：如果沒有配套規則法律就實施不下去，那么到底法律是“上位法”，還是配套規則更有法律效力？畢竟，任何法律的配套規則，都是為輔助法律而設。
　　造成配套規則比作為“上位法”的法律更有法律效力的原因是：《反壟斷法》的規定太過原則化，以至于在實踐中不太具有可操作性。正如有專家介紹的那樣，“僅有8章57條的《反壟斷法》，被認為極具原則性，諸多方面需要細化，甚至包括每一個概念”，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方國家對于反壟斷不僅有著豐富的經驗，還有著幾十萬字的法律文件，有著無數個案例和指南，作為反壟斷執法的依據”。
　　不能用我們的反壟斷立法剛剛起步，來為立法遭遇的尷尬辯護。當一部法律原則到了難以具體執行的地步，我們是該為法律的表達凝練而慶幸，還是要為法律的難以操作而遺憾？畢竟，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執行力，一個從規定層面上都執行乏力的法律，也許會帶來一系列問題。我們需要的不僅是國家已制定出了哪些法律，而是更需要制定出的規則怎樣影響著我們的生活。
　　長期以來，我們立法的慣例是宜粗不宜細，雖說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這樣的立法原則有其獨特的智慧：摸著石頭過河的年代，如果法律規定得過細，會成為發展的致命障礙，難以實現法律“原則性和靈活性并舉”的實施效果。但是，當社會邁入“精細化管理和規范”的時代，粗線條的立法難以勾勒出細線條的社會生活。
　　為使法律不至淪為空文，就得通過實施細則、配套規則來“具體化”。立法的目的在于規范行政權力，但若實施細則或配套規則不是相關法律的立法者制定，而是以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甚至紅頭文件作為實施載體，那由行政機關制定的實施細則或者配套規則，實際上就成了“自我規范”。這樣，制定法律力求避免的“部門利益法制化”，會不會又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