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業正陷于內外夾擊處境中。PPI持續高企，勞動力成本上升，價格管制下成本難以有效轉嫁，均壓縮了中小企業的盈利空間。次貸危機導致外部需求下降，原油、鐵礦石、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瘋漲，人民幣加速升值削弱了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生存環境進一步惡化。
    無奈之下，中小企業紛紛外遷，或被迫減產、停產，甚至部分已瀕臨倒閉邊緣。有觀點認為，中小企業的生存危機責任在銀行，融資瓶頸才是中小企業最大的生存威脅。
    客觀來講，在緊縮的貨幣政策下，央行對貸款投放實行額度控制，有限的貸款資源向大企業集中的趨勢十分明顯。此外，大部分銀行已成為公眾持股的上市公司，股東追求回報的經營壓力，也迫使銀行關注貸款投放的綜合收益率，銀行棄中小企業而保大企業的經營策略，自然也無可厚非。
    而直接融資，中小企業更難以占優。大部分中小企業處于成長初期，市場前景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公司治理結構也可能存在缺陷，這就決定了只有極少數中小企業能成為資本市場的幸運兒。至于說發行企業債融資，過高的負債率及過小的經營規模，既難以滿足監管要求，也難以獲得投資者的認同。
    面對融資無門的困境，中小企業被迫轉向地下錢莊，忍受高達70％以上的年息盤剝，無異飲鴆止渴。筆者以為，要破解中小企業融資困局，還得從銀行入手，最根本的還是要改變銀行的風險收益預期。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第一，引入選擇權貸款。中小企業普遍經營風險較大，但成長性好。除了對流動資金的需求外，中小企業還對中長期貸款具有相當渴求。而銀行出于風險管理的考慮，往往不愿意發放中長期貸款。因此，可以考慮在中長期貸款中引入選擇權，賦予銀行在一定期限內可自由選擇債權轉股權的選擇權，即達到一定行權條件后，可立即執行的期權。上述安排不僅可以讓銀行獲得分享企業高速成長的機會，也給銀行提前退出預留了空間和自由度。
    第二，在中小企業信用記錄普遍缺失，抵押物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大力發展信用評級公司、擔保公司等中介機構就顯得很有必要。信用評級公司可以幫助銀行建立中小企業標準化的識別及準入、退出機制，降低銀行風險管理的成本，并提高貸款投放效率。擔保公司可以彌補中小企業抵押物不足的缺陷，幫助銀行分擔一部分市場風險，提高風險與收益的匹配水平。
    第三，切分中小企業貸款專用額度。央行應對商業銀行進行必要的窗口指導，從3.6萬億元的總貸款額度中，切分出專用于中小企業貸款的額度，并要求不得轉移用途。不足部分，可以考慮引入委托貸款機制。由銀行作為受托人，負責把社會的富余資金，委托投放至符合貸款條件的中小企業，并對委托貸款利率上限作統一規定，盡可能降低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
    第四，發揮政府的積極作用。一方面，政府可以推動建立諸如中小企業貸款促進會的融資平臺，對創新能力強、產品有競爭力、市場前景好，以及符合節能減排和國家產業發展方向的中小企業，實施一定程度的稅收減免和對貸款部分貼息，鼓勵企業做大做強。另一方面，政府可有選擇地加速放行中小板IPO，探索中小企業資產證券化、發行中小企業集合債券等創新方式。
    值得關注的是，部分商業銀行和監管機構已開始行動了。上半年工行即向中小企業投放貸款1649億元，中小企業融資余額較年初增長300億元。上海銀監局則要求重點支持有市場、有效益和產品技術含量較高的中小企業，運用好包括擔保、信托在內的各種支持平臺，合理滿足中小企業的流動資金和中長期信貸需求。
    只要我們正視中小企業融資難題，從制度、創新、監管方面為之松綁，破解困局或許已為期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