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升值之途有雙重過失：一是升值滯后造成錯誤的激勵，二是升值與緊縮狂飆突進，有不顧現實承受力盲動之嫌。

    2005年7月21日，我國啟動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實行參照一攬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2008年7月21日，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三周年。據央行數據，截至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突破1.8萬億美元，7月21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為1美元對6.8271元人民幣。以此計算，3年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幅度已超過21%。
    人民幣升值與中國出口企業困境具有顯而易見的聯系，因此有人譴責央行的疾速加息政策將企業推入了困境。
    央行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上確實存在失誤，但并不是因為允許人民幣匯率快速升值，而是匯率機制調整滯后，在去年下半年人民幣快速升值的背景下實行信貨緊縮政策，使企業不堪重負。早在2003年前后，隨著我國新一輪經濟周期啟動，當時有學者提出應該擴大匯率浮動區間，允許人民幣加快升值步伐。當時考慮到SARS后可能出現的經濟緊縮現象，出于拉動經濟增長的考慮，有關方面遲遲沒有實施升值的方案。
    人民幣維持僵硬的匯率機制，匯率該調不調產生了嚴重的后果。壓低資源要素價格、實行普遍的出口退稅補貼，使高耗能、附加值低的產品與企業擁有一席之地，企業在錯誤的激勵機制下盲目發展，形成了自我強化的產業鏈條，我國的制造業、就業都被捆綁在低端出口上，許多企業缺乏創新的動力。人民幣匯率僵化的另一個后果是，出口企業創造的外匯越多，人民幣面臨的升值壓力越大，形成單邊升值預期，吸引越來越多的國際熱錢，導致經濟與貨幣風險被人為放大。
    人民幣大幅升值是壓力之下的產物，也就是說，不管央行主觀意愿如何，從去年下半年以來國際貨幣市場的態勢，倒逼人民幣快速升值，人民幣匯率的主動權并不在中國央行手中。隨著次貸危機爆發、深化，美元大幅貶值，人民幣暴露于國際貨幣的強大火力之下，雖然國內仍有很多學者反對升值，但美元的貶值意味著人民幣只能大幅升值。
    有一組數據可以印證人民幣匯率的被動升值性質。在匯改之后的三年當中，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幅度分別為1.6%、5.4%和10.8%，同期美元指數的貶值幅度分別為3.37%、6.57%和10.2%，美元貶值與人民幣升值幾乎對等，可見人民幣升值緊隨美元之后。另一組例證是，人民幣名義匯率上升，但實際匯率保持穩定，對一攬子貨幣中的英鎊、澳元等依然保持穩定。這說明美元對國際主要貨幣貶值，人民幣除對美元外，對其他主要貨幣穩定，升值的速度與其他主要貨幣對美元的升值幅度持平。
    結論很清楚，本輪全球主要貨幣匯率上升，主要是因為美元貶值，是全球主要經濟體為美國次貸損失買單。9·11之后，西方發達國家已通過貨幣升值的方式買過一次單，現在是第二次。人民幣升值是國際壓力的產物，中國不能獨自頂住壓力決不升值，但央行的失誤在于，在人民幣大幅升值的同時又實行貨幣緊縮政策，使企業承擔不可承受之重，造成沿海地區制造企業的普遍困境。
    中國出口主導的制造企業的利潤都在6%以下，正是人民幣半年升值的水平，僅人民幣升值一項就吞噬了出口企業所有的利潤。央行實行的貨幣緊縮政策，與其他融資方式的匱乏，迫使企業到民間信貸市場尋求高息借款，相當于向企業征收一筆月息5分左右的高額信貸稅。
    回顧人民幣匯率升值之途，有雙重過失：一是升值滯后造成錯誤的激勵，使企業缺乏創新減耗動力；二是升值與緊縮狂飆突進，有不顧現實承受力盲動之嫌，造成無論是否具有競爭力的企業都掙扎在停產邊緣。可見，在匯率改革方面，我們應該防止滯后與激進兩種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