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公布的宏觀經濟數據表明，中國緊縮的貨幣政策正在發揮它的作用，中國市場的內需有復蘇的跡象，中國的產業結構也正出現可喜的轉型。但是，我們依然感到，目前的宏觀形勢不容樂觀，且中國的決策部門也面臨著來自國內外兩大方面的挑戰。

　　首先，引領中國經濟增長的兩駕馬車在放慢它們勇往直前的步伐。一方面，中國的凈出口增長在減速。美國次貸危機終于將世界經濟“失衡”問題的嚴重性暴露無遺，而且，它還引發了國際資本為規避風險或追求高收益來補償風險的大逃亡，這使得被綁架的原油市場和其他工業原材料市場的價格一再創下歷史新高，為世界經濟的增長蒙上了厚厚一層陰影。結果，外需的減少、出口產品價格競爭力的下降和生產成本的急速上升，使得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另一方面，中國的投資增長速度也在放緩。這不僅是因為中國政府受到國際環境變化的巨大壓力，開始放松對要素價格的管理，由此帶來的成本上升因素影響了中國企業的出口產品對外的價格競爭力，而利潤的下滑又阻礙了企業投資規模的放大。此外，隨著全球滯脹風險的積累和向外釋放，國內外消費的疲軟和全球流動性過剩所造成的未來從緊的貨幣政策趨勢也影響了企業投資的動力。
　　其次，隨著目前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越來越需要中國通過經濟結構產生的巨大變化解決制度轉型中積累的矛盾。如果這些矛盾不能及時解決，中國經濟在抵御目前內外沖擊的問題時就會顯得十分脆弱，自身的發展也很容易偏離健康軌道，造成大起大落的局面。有時這種結構性問題積累得越多，越會影響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效果。
　　最近，從股市的波動就能看到上述問題的一些特征。按理說，股改的目的就是讓中國資本市場不斷成熟、不斷健康地朝前發展。但受到中國股市發展的歷史環境約束，上市公司的質量不能保證給投資者帶來穩定的可持續財富。同時，投資者之間利益的多元性和投資財力的不平衡性，更加重了中國這個不完善市場的波動性，這也影響了上市公司依據資本市場做大做強的戰略。于是，投資者和融資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就會借助外部各種“事件”的發生越發顯得不可“收斂”。股市的大起大落，很大一部分是這種“沖突”的具體表現。“大小非”解禁、上市公司再融資、新股發行、大盤藍籌股海外回歸、戰略投資者持有股票的解禁等事件，從本質上講，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國資本市場的治理功能、價值創造功能、流動性保障功能和風險分散功能的有效發揮。
　　但由于中國資本市場制度和結構等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好想法”卻遲遲等不到“好結果”。反而在外部環境變化中，“好事件”產生了質的變化，形成了內外“空方”的格局。這不得不引起反思，促使中國盡快適應內外環境變化，調整原先的做法和戰術。
　　因此，對于“新戰術”的設計思想，筆者認為，應該確保以下幾個原則：一是要用“做多”的努力去應對當前看似“做空”的環境。比如，通脹壓力要求我們不能放松貨幣政策的調控力度，但應該活用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等組合拳的手法，發展中國有活力的企業擴大能帶來高附加值部門的投資。二是用催生“質變”的改革手段解決需要“量變”的市場饑渴。當然，目前在宏觀調控環境下，股市需要流動性，企業需要流動性，地方政府需要流動性，但僅通過放松貨幣政策來緩解市場資金的壓力，而不積極通過制度和法律的完善解決中國經濟結構中固有的利益沖突問題，很可能會遭遇類似越南經濟滑坡的風險，使得未來對支撐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流動性缺失付出更加慘重的代價。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央政府強調制度完善和經濟結構的轉型，比起單純的救市要求更具科學性。因為一個“內功”沒有練好的市場，“救市”的效果不僅短暫，而且成本會越來越大。

（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