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公布的上半年經濟運行數據顯示，GDP增速出現了同比回落，但CPI增幅卻遠高于年初設定的目標值。正如官方表述所言，“今年以來的經濟增速確實出現了回落”。從樂觀的角度來看，這種回落正是朝著宏觀調控預期的目標發展；但與此同時，一種隱憂也揮之不去：未來經濟增長的動力是否會就此卻步？
　　按照今年兩會溫家寶總理的說法，2008年恐怕是中國經濟最為困難的一年。事實上，在遭遇了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在面臨著居高難下的通脹壓力、尤其在國際經濟環境的陰影中，這樣的擔憂似乎正在轉為現實。因此，正確認識當前中國經濟所面臨的種種不確定性、客觀看待其可能遭遇的內外部沖擊因素，對于判斷未來宏觀經濟走勢和政策導向，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先談就業。今年新《勞動合同法》出臺后，聲音很多。很多人擔心，這樣的勞工保護會不會大幅度提高用工成本，令企業難以為繼？印度從20世紀50、60年代推行勞動法，但各邦推行力度不同，結果對經濟增長、投資和就業的影響迥異——在勞動合同法實施比較嚴格的邦，對經濟的增長、投資和就業的影響都是負的。很多人喜歡引用這個研究。但事實上，每一個國家的背景和勞動法的實施力度是不一樣的。用印度的例子來簡單推導中國的經濟邏輯，并不完全成立。決定中國勞動就業問題的關鍵在于經濟增長，增長高和就業高肯定是一致的。
　　中國正在致力于調整經濟增長方式，無論是從出口推進型轉變成為內需推動型的增長方式，還是從簡單的低成本推動轉化為由創新推動的經濟增長方式，有一個過程將不可避免，那就是勞動成本提高。在這個過程中，勞動就業還能否持續增長，關鍵要看兩個參數：一個是我們目前旨在縮小收入差距的做法，包括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有效？二者，收入差距縮小對整個經濟增長會帶來怎樣的效果？我們研究過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平均來看，城鄉收入差距比值每降低1，經濟增長率可以上升3個百分點。當然，現在的政策究竟對收入差距起到多少作用，目前尚不清楚。比如說，從長期來講，內需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是正的，但是短期，是否會造成由于勞動成本上升帶來勞動需求減少，失業率增加？如果是這樣，短期的負效應和長期的正效應究竟哪個更大？這個還需要研究。
　　當然，短期負效應有可能積累為長期負效應，這一點需要警惕。但是今天的短期問題，比如生產成本上升，很多的中小企業生產陷入困難，已經體現了出來。但是我認為，泛泛地講由于成本的上升導致企業的倒閉，并沒有意義。到底企業倒閉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究竟是勞動成本、運輸成本、原料成本，還是資金成本呢？不久前我在蘇浙調研時就發現，不同類型的企業受沖擊的主要因素還不一樣。像出口導向型的企業，受匯率上升的影響最嚴重。一些勞動密集行業，像服裝生產企業，受勞動力成本的影響更嚴重。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珠三角受到的沖擊要比長三角大，因為珠三角以出口為導向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更多。再有一個是利率政策，盡管提高了資金使用成本，但是不同類型的企業所受的沖擊卻各不相同。信貸收縮，對中小企業的影響，要比國有企業、壟斷部門大得多。如果不把這些問題搞清楚，妄下判斷，就可能在政策上犯片面化的錯誤。
　　因此，對于當前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問題，需要多角度思考，全方位觀察，因為具體的經濟情況可能千差萬別、復雜多變。很多人認為，這輪經濟周期主要是貨幣現象。任何通貨膨脹一定是貨幣現象，但同樣的貨幣發行，在多大程度轉化為價格上漲呢？我們看到，第一，在中國國內CPI的上漲里面，主要是食品價格上漲，而這與貨幣的發行量的上漲關系不太大。因為中國貨幣發行量上漲主要導致資產價格上漲，而資產價格上漲并不計入CPI的統計。第二，今天中國的通貨膨脹壓力也與美元貶值有關。追根溯源，次貸危機的產生與國際經濟的長期失衡是有關的。所以今天的美元調整，有全球經濟均衡調整的意圖。所以，無論從國內還是國際來看，當前的經濟周期都不是一個簡單的貨幣總量問題，而是國際國內結構性調整，怎樣重新走向均衡的問題。
　　毋庸置疑，長期的經濟增長，歸根結底要靠勞動生產率，特別是當今天國內勞動力人口紅利基本接近尾聲，資本增長也面臨國內儲蓄率下降的情況。長久以來，中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主要是低勞動成本和高投資。可以說，在大量投資設備更新，產出快速增長的情況下，1994年到2004年農民工工資卻基本未漲，單位勞動成本持續下降，名義勞動生產率持續增長。而且，最近這幾年，產品出廠價格的上漲，又進一步造成了名義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現在似乎越來越靠名義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來消化成本的上升。從需求方面來講，經濟增長還是得靠收入差距的控制，低收入階層的需求提高，才可以提高國內總需求。
　　在這里，我想日本的經驗可以借鑒。雖然很多人習慣性地將中國今天出現的問題與1980年代的日本作比較，但是我們要看到兩者最大的不同點就在于：第一，1980年代的日本已經是內需主導型的經濟。哪怕是日元升值壓力最大時，日本的外貿依存度也只有25%左右，但是，中國在2006年的這一數據已經達到了65%。第二，日本的收入差距是不高的，基尼系數不過是0.3多一點。第三，日本還有一個經驗是集聚，我曾經作過一個簡單的數據分析，東京的人口占整個日本人口比重越高的時候，也就是經濟增長越快的時候。1990年代中期前后有十年，學界稱之為“失去的十年”，日本想搞首都功能分散計劃，結果東京的人口絕對量和比重是都下來了，東京經濟乃至全日本經濟也受到了影響。所以，無論是內需經濟的形成和收入差距的控制，還是經濟的集聚，這幾個方面都是我們接下來可以考慮的。

（作者為復旦大學發展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