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多年來國人已習慣了穩定的物價水平與飛速成長的經濟總量和諧共處，因此去年以來的通脹抬頭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盡管CPI今年五月有了小幅回落，但PPI繼續向高位沖頂，顯示通貨膨脹壓力依然不可小覷。在當前復雜宏觀經濟形勢下，大家對央行頻繁運用數量工具回收流動性控制住通貨膨脹的努力寄予厚望。然而，這樣的愿望是建立在流動性過剩是本輪通貨膨脹根本原因的看法上的，而本輪物價上漲還有個更深層次的經濟基礎，忽略了它，治理通脹的政策很有可能只治標不治本。
    弗里德曼曾說，在任何時候，通貨膨脹都是一種貨幣現象，通俗點說，通脹之所以會發生，就是因為貨幣數量太多了。許多人遵循著弗老的理論，以經常項目上的巨額貿易順差、人民幣升值預期引致的短期資本流入以及銀行系統不夠審慎的放貸行為來解釋中國今年以來的價格上漲現象。從理論上講，弗里德曼對通貨膨脹的評價沒有問題，但是我們也該明白，當他這樣描述通脹時，貨幣數量只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簡言之，通貨膨脹的發生一定會伴隨著貨幣數量的增加，但貨幣數量增加卻未必會帶來通脹，這要看多余貨幣的流向。如果經濟結構健康，供給需求沒有異常波動，從而價格預期穩定，那么多余的流動性會以各種形態存在于經濟的金融系統，此時，流動性的增加就不會引發實際部門價格水平的上升。如果流動性總是能夠直接反映為價格上漲的話，為什么當M2與GDP的比例在2003年達到1.88的歷史高點時并沒有發生通貨膨脹，反而在幾年后的2007年中，當這一比例下降到1.7附近時，通貨膨脹反而躍躍欲試，躁動不安呢？
    可見，貨幣因素無法完全解釋當前的通脹難題。如果當前的通脹確實僅僅因為泛濫的流動性，我們就該看到一個均衡的，全面的價格上漲過程。但現實是，有些產品價格已接近翻番——如豬肉，另外一些產品的價格則還在下降——如交通通信類產品，因此，還需要從流動性之外的因素尋找當前通脹發生的原因。大多數對中國物價非對稱上漲的解釋都忽略了當前一個重要的經濟特征——收入差距過大。據世界銀行統計，2006年，中國基尼系數達到0.47左右，遠遠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0。大量國內外研究都表明，收入分配狀況會顯著影響一個經濟體的需求強度和需求結構。通常，收入差距過大時，居民消費需求總水平會下降，這是因為邊際消費傾向遞減。中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一直處于下降態勢，并且在去年達到了創紀錄的36%，與發達國家60%以上的比重相比，消費過低是不言而喻的。消費率下降就是儲蓄率上升，高企的儲蓄傾向會在基礎貨幣投放不變的情況下，通過放大貨幣創造乘數推動全社會流動性的增加。另外，收入差距導致居民消費總需求下降后，各地政府會通過增加投資來實現經濟增長目標，在消費不足的背景下，投資轉化的產能只有通過擴大出口才能被消化，而凈出口增加則會進一步加劇流動性過剩。可見，收入差距擴大會從多方面助推流動性過剩局面的形成。這樣一個龐大的流動性怪獸，在合適的情形下就會沖破樊籠，對實體經濟產生巨大沖擊，當前的通脹壓力與此息息相關。
    說到底，流動性過剩只是通脹產生的貨幣基礎，金融體系有吸納過剩流動性的巨大能力，只要實體經濟結構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不同商品間的相對價格保持平穩，流動性就會保留在銀行體系內部，或者轉向資產部門和證券市場，而不會對CPI造成現實壓力。但是，收入差距擴大也會改變需求結構，與高端工業制成品相比，初級產品消費需求的增速會因為收入差距擴大而放緩，這又會導致它們的相對價格下降，促使生產資源從這些部門流出，一旦供給能力下降過了頭，或者受到外生突發因素的干擾，供給能力不足就會促使基礎商品價格報復性反彈。這正是去年以來豬肉價格所經歷的過程。表面看，因為藍耳病，豬肉供給減少了，實質上，近年來生豬相對價格下降，生豬養殖業生產能力逐漸萎縮，才是面對外部沖擊時豬肉價格一觸即發的根本原因。
    流動性過剩背景下的基礎商品價格大幅上漲，很容易形成全面的通脹預期，預期一旦形成，過剩流動性就會成為物價上漲的有力推手。所以說，收入差距過大與本輪通脹之間存在緊密聯系，這體現在收入差距過大不僅促成了流動性泛濫，同時也提供了預期形成的基礎，而這兩點正是全面通脹形成的基本要件。
    基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央行緊縮政策只能收效一時，如果不能加快改善收入分配的步伐，即便本次物價上漲勢頭被緊縮政策暫時遏制，未來很有可能還會再次經歷我們今天所面對的通脹困局。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