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經濟“滯脹+金融危機”特征越發明顯的背景下，在政府關于經濟政策的宣示中，“防止經濟金融大起大落”的提法出現得越來越頻繁。與此相應，關于貿易政策放松的聲浪也有升高之勢，國務院和商務部門高層集中赴沿海經濟和外貿大省，也被部分市場人士視為貿易政策放松的信號。

　　在可預見的未來，出口仍將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力之一，而人民幣過度升值和國際經濟環境惡化有可能導致我國出口貿易急劇失速，從而對整個宏觀經濟乃至社會穩定產生嚴重負面作用。雖然前5個月我們的出口以美元計價仍然增長了22.9%，但這其中有人民幣升值的因素，而且在這些出口額維持增長的背后是利潤的顯著衰減。隨著時間的持續，從緊貨幣政策的副作用也在上升，副作用上升到一定程度，調整的時期也就到了。在這種情況下，根據實際情況做好政策調整的準備，一旦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傳染、深化到一定程度，便及時調整包括貿易政策在內的整個宏觀經濟政策取向，確屬必要。
　　然而，我們不可過度夸張外貿企業當前的困境，也不可無差異地一味要求放松貿易政策，以至于犧牲結構調整目標。我們必須看到，在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下，外匯占款（指銀行收購外匯資產而相應投放的本國貨幣——編者注）已成為中國這類半外圍、外圍國家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一方面直接加大了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另一方面使得該國出口部門在資金供給方面贏得相對于國內部門的優勢——即使中央銀行的沖銷操作使得所有產業部門都蒙受了銀根緊縮的沖擊，相形之下，出口部門的處境仍然好于單純的國內部門，從而進一步激勵了出口部門的優先發展，外匯儲備相應持續增長，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也隨之持續加大。
　　更重要的是，擴張性的總量政策往往會犧牲結構的提升，而結構一向是中國對外經貿發展的大問題。我國出口以制成品為主，但利潤微薄且利潤多數歸屬外資企業，因此，存在貿易規模增長但對整個經濟發展貢獻減少的風險，成為一種新形式的“對外貿易貧困化增長”，扭轉這一局面是我們不可動搖的目標。為此，即使放松貿易政策，我們也不應犧牲提升結構的目標，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以下幾點：
　　——提高出口國內增值率，即出口商品國內增值率（并由內資企業完成）應當達到較高水平，并逐步提高，避免我國淪為簡單裝配基地。
　　——創造體面收入就業機會，即為國民創造為數眾多的、足以令人獲得有尊嚴生活的就業機會。通過這些“體面就業機會”以及對外貿易發展對國內產業部門的拉動作用，促進內需（特別是國內消費需求）出現明顯增長，防止外需對內需形成擠壓／替代效應，實現內需和外需的平衡發展。
　　——改善出口利潤歸屬，使出口利潤大多歸屬內資企業、中國國民，縮小我國GDP高于GNP的差額。
　　——改善區域發展失衡局面。對外貿易發展往往導致一個大國國內區域發展失衡，具有地緣等優勢的地區發展遠遠超越其他地區，我國近30年來的對外貿易發展中也出現了這種情況。實現“經濟又快又好發展”，就是要在不削弱發達地區增長活力的情況下，為欠發達地區創造更多直接間接參與對外經貿的機會，獲取對外經貿的利益，改善其在對外經貿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從而緩解國內區域發展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