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農商行最終掛牌，其意義不僅在于中國金融體系中最大的農村商業銀行橫空出世，更在于中國農村金融改革的方向又有了微妙的變化。盡管中國銀監會認為，重慶農商行并不是省級農信社改革的主流模式，但不可否認的是，省級政府對組建省級商業銀行的沖動有增無減，省級政府會找出各種理由論證省級銀行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重慶是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一點是重慶組建農村商業銀行的有利證據。我們也確實看到，重慶在農信社法人層次不斷上收的過程中，經營效益逐漸向好，不良資產不斷減少，重慶農商行在掛牌時已經是資產規模超千億、資產優良的大型商業銀行。雖然股東掏出了36億元為不良資產買單，每股相當于拿出0.6元的溢價，這樣的比例并不算高，要知道，現在商業銀行的市凈率已經遠遠超過1.6倍，因此，能夠成為重慶商行的股東還是一筆值得期待的交易。
　　按照重慶市政府的要求，農商行80%的貸款要用于三農和郊區，這固然是組建農商行的良好愿望和要求，但作為一家大型銀行，又是商業化運作的銀行，必然會遇到服務三農與市場化運作的矛盾，這是我們過去沒有成功實踐過、目前仍沒有找到成功模式的難題，這無疑也是重慶農商行改革模式中需要探索和解決的內在悖論。
　　我們知道，當前我國“三農”資金需求呈現小額、分散的特征。在提供縣域和農村金融服務方面，小規模的零售銀行比全國性或者區域性大銀行更有優勢。我國所缺少的恰恰不是大銀行，而是社區性金融機構。國際和歷史經驗都證明，銀行做大以后注意力往往集中于城市的大項目，偏離“三農”服務方向。因此，國家一再強調，要保持縣級農村金融機構法人地位的長期穩定，才能更好地支持“三農”，如果將農信社的法人地位越做越高，對農村金融服務肯定有負面影響。
　　目前，我國銀行類中外機構法人共計約2700多家，其中主體是農村信用社縣市聯社(2400多家)，占銀行類法人機構個數的比例超過90％。銀行類法人機構的數量明顯不足。在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尚處于試點階段，市場準入、退出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各省包括城鄉發展差異較大的地區，若農村信用社產權制度改革以省轄統一法人為導向，勢必造成全國銀行類機構法人數量急劇萎縮，不利于對農村金融服務的良性發展。
　　我們同時也看到，重慶農商行的股東中地產商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這也值得我們深思。眾所周知，銀行并不是暴利產業，甚至利潤率還不及房地產業，為何眾多的房地產商熱衷投資銀行？而地產商作為銀行的股東，對提升銀行的公司治理到底有多大作用？在地產商資金鏈日益繃緊的時候，地產商卻拿出大筆資金參股銀行，對于這種反常舉措，監管部門還是需要保持一份警惕為好。否則，本來作為特例成立的重慶農村商業銀行，就會給農村金融改革模式增添新的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