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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場有關央行再次加息的傳聞日盛，那么，央行到底應不應該加息？一種觀點認為，加息的條件已基本具備。長期的負利率水平會加劇通脹預期，因此，應通過加息這種有效的手段反通脹。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應該為當下嚴厲的信貸管制松綁，積極支持私人部門企業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產業轉型，通過生產率的提高消化成本上升的壓力，而不是外移導致通脹的擴散。
早在中美第四次戰略經濟對話期間，央行行長周小川就明確表示，油價、電價上調之后，加大了通脹的壓力，央行有可能會采取更強硬措施應對。此番言論一出，市場自然排除了近期再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可能性，加大了對人民幣升值及加息的預期。
上述預期顯然不無道理。至少有四個方面的原因，加劇了市場對通脹的擔憂。其一，6月19日發改委宣布上調油價及電價，本已高企的PPI可能會繼續沖高。其二，進口鐵礦石基準價格最高上漲96.5％，意味著鋼鐵的生產成本會大幅度提高。其三，原油期貨價格再次大漲，并首次突破140美元/桶大關。其四，全國范圍內災害性天氣頻發，糧食、蔬菜價格可能會出現反彈。
面對6月份可能走高的CPI，央行的選擇自然成了市場關注的焦點。眾所周知，通脹一般分為成本型和貨幣型兩種，前者與市場的過度需求有關，后者則表現為貨幣的過度供給，也就是所謂的流動性過剩。針對貨幣型通脹，央行往往會采取諸如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信貸窗口指導等數量型工具，抑制貨幣投放的過快增長。而對于成本型通脹，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比較有限，基本上集中于加息及本幣升值。人民幣升值對緩解成本型通脹有積極作用，但效果并不明顯。畢竟原油、糧食等大宗商品的價格漲幅，要遠遠高于人民幣升值的速度。加息則因對需求的抑制作用明顯，往往成為世界各國應對通脹的政策首選。
究竟央行該如何選擇呢？首先，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可能性不大。原因有三方面，其一，17.5％的存款準備金率已接近理論上限。根據監管要求，商業銀行貸存比為75％，假定存款準備金率上調至20％，僅5％的備付水平已經略顯捉襟見肘。其二，反復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令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年內央行先后5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回收流動性約2.3萬億元，但前5月人民幣存款就增加了4.17萬億元。其三，過高的存款準備金率令中小銀行不堪重負。
其次，未來通脹壓力主要表現為成本推動。5月份，M2同比增速再次反彈至18.07％，反映了貨幣型通脹的壓力在逐步加大。其中，外匯占款過多成為主要推動因素。截至5月底，我國外匯儲備為1.797萬億美元，較年初增長約2600億美元，即便是以6.9的匯率水平計算，新增人民幣的投放規模也接近1.8萬億元。6月7日，央行宣布上調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目的就是對沖貨幣型通脹的壓力。
外匯儲備繼4月份創下750億美元的單月增幅后，5月份回落至403億美元，暗示熱錢流入有放緩跡象。根據“熱錢＝外匯儲備-貿易順差-FDI”計算，一季度熱錢規模大致在850億美元，4月份為502億美元，5月份則降至約120億美元。而熱錢流入趨緩，除了加強監管的因素外，更多的是熱錢對人民幣升值的擔憂。6月份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持續走高，但對歐元匯率卻基本保持穩定。
由此可見，加息似乎已成為央行無奈之舉。可為何又遲遲不見動靜呢？央行的擔憂無非集中于兩個方面，其一是加息可能無效。6月25日，美聯儲議息會議宣布，維持2％的市場基準利率不變，市場加息預期落空。在美國進入加息周期之前，加息可能會導致熱錢的加速流入，貨幣型通脹必然會再次抬頭。其二，是對經濟增長不利。過高的利息支出負擔，會抑制企業的投資需求，經濟增長有可能會放緩。
事實上，加息的條件已基本具備。首先，美國維持基準利率不變，并不意味著就不會加息，只不過在經濟增長與反通脹之間，暫時優先選擇了經濟增長。其次，同為“金磚四國”的巴西、俄羅斯、印度，均已不同幅度加息應對通脹。再次，1月—5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增長20.9％，表明在貨幣緊縮背景下，經濟依然保持了較快增長。此外，長期的負利率水平，無疑會加劇通脹預期，刺激居民消費及企業投資，并不利于緩解通脹壓力。因此，即便是犧牲一點點經濟增速，以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反通脹，加息又有何不可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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