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通貨膨脹不僅成為我國宏觀調控的主要難點，而且也令全球聞之色變。5月份我國CPI同比上漲7.7%，距離4.8%的全年調控目標甚遠。放眼海外，越南、印度、韓國等國家的通脹率都創歷史新高，最新的八國集團財長會議也一致認為，當前通脹威脅要甚于次貸危機。
關于我國通脹的根源，各界進行了熱烈的爭論，歸根到底，無非是在成本推動型、需求拉動型、外部輸入型幾種路徑里面，強調一種或幾種。這也說明了我國通脹的產生具有非常復雜的背景，其影響也更深遠，而治理通脹或許只能做“長期準備”。
在此過程中，有三方面政策重點值得關注。
首先，應該進一步探索財政和貨幣政策的配合方式，從而在宏觀調控中協調發揮作用。一方面，在通脹壓力沒有根本緩解的情況下，維持從緊貨幣政策的姿態仍然很重要。然而，由于存在種種制度缺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現在，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已達17.5%的高位，利率政策的“雙刃劍”效應明顯，信貸控制已讓位于災后重建，貨幣當局處于“無可用之兵”的尷尬境地。在此情況下，把政策重點放在努力創造使貨幣政策發揮作用的外部條件，是相對明智的選擇。例如，徹底改革外匯儲備管理體制以把央行從內外均衡的矛盾中解脫出來、真正加強央行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改革存款準備金制度和貨幣供應統計等基礎工具等，都是重要的改革方向。
另一方面，寬松財政政策將成為防止經濟由“過熱”轉向“下滑”的重要手段。例如，增加社會保障類財政支出比重，短期內對物價上漲影響有限，卻能真正引導居民消費增加，促使消費成為拉動經濟的主力。同時，重視減稅也是當前財政政策的創新點，稅收高增長必然會影響民間經濟活力與未來財政潛力。在征管能力不斷提高的情況下，稅率等要素有必要適當降低，從而整體上保障民間稅負的合理性。到今年5月份，財政收入增長呈月度遞減趨勢，其中包含了印花稅、所得稅等減稅效應，對此有些人擔心赤字增加，顯然是“杞人憂天”，因為這是政府、企業和居民儲蓄結構失衡的矯正，并且長遠來看會通過促進經濟結構優化，使財政收入獲得更持續的增長基礎。
其次，從某種意義上說，本輪通脹除了源于全球性、周期性因素，更是多年管制強化所導致隱形通脹壓力的集中釋放，這既體現在資源、勞動力價格方面，也表現在政府對金融、交通、共用設施建設等市場的控制。應該說，改革和放松管制也應是突破困境的重要舉措。在我國歷次調控中，都曾配套出臺了很多改革措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本輪調控過程中，雖然日前對油電等能源價格進行了調整，但對價格體系改革的強調還有所不足，某些方面的管制還有加強的傾向。只有真正相信市場、適度放松政府對市場的權力，才能為經濟增長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例如，上世紀美國里根政府的成功范例是解除了當時美國航空業管制，進而鐵路、電信、金融等行業都融入了這一潮流，最終使消費者得到真正實惠，國家競爭力迅速上升，走出了經濟“滯漲”的泥潭，為克林頓的經濟“黃金時期”奠定了基礎。
最后，在防治通脹的過程中，政府應始終把民生放在首位。應該說，防止物價上漲，不僅是政府宏觀調控的難題，也關系到老百姓維持基本生活水平的切身利益。某種程度上，對于高速發展的社會來說，長期來看通脹是難以避免的。而在通脹發生時，能否彌補和控制通脹對居民福利的損害，是政府體現公共職責、獲得民眾支持的一個評判標準。
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由于存在經濟結構和體制的多種缺陷，通脹對民生的負面影響更深遠。其中，消費品價格普遍上漲，侵蝕了中低收入者的貨幣購買力，使其實際生活水平不斷下降；通脹率的高企不下，也是個人投資最大的敵人，使投資收益甚至可能為負數；通脹會引起收入和財富的再分配，從而加劇貧富分化和社會動蕩。
對此，政府政策有很多著力點。例如在稅收方面，可根據通脹率變化情況，及時調整納稅檔次和起征點、免征額等。從而防止隨中低收入者的名義貨幣收入增加，導致其按較高適用稅率納稅。另外，由于低收入者抵御通脹風險的能力較弱，政府也應該在向個人的轉移性支出方面增加通脹因素的考慮，盡可能使受通脹影響最大的群體，獲得財政補貼和財政保障的支持。諸如歐美國家流行的、對低收入者免費的“食品銀行”，都是可考慮的選擇。還有，針對通貨膨脹的嚴重程度，在必要時可由銀行重新開辦居民保值儲蓄，并由財政資金提供最終補貼。此外，在通脹環境下，人們往往會進行各種投資以規避風險。當前我國金融發展相對落后，缺乏可以投資的資本品，而低收入者更缺乏投資避險的條件和渠道。由此，對股市、房地產等屈指可數的投資品，政府理應對中低收入者在稅收、融資等方面提供差別性政策。同時，還應為低收入人群免費提供更多的投資教育，提高其通過投資應對通脹風險的能力，如美國官方的“投資者教育和協助辦公室”就是這樣一個機構。
總之，在通脹發生時，政府的作為并非只是控制物價上漲，而應在通脹持續的環境下，以積極的、制度化的手段，來保障民生、促進社會公平、彌補低收入者所遭受的痛苦。
作者認為，我國目前這輪通脹的產生具有非常復雜的國內外背景，而治理通脹也只能做“長期準備”。在此過程中，有三方面政策重點值得關注。一是應該進一步探索財政和貨幣政策的配合方式，從而在宏觀調控中協調發揮作用。二是深化改革和放松管制也應是突破困境的重要舉措。三是政府應該始終把民生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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