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正在經歷金融震蕩，這就引發一個新問題，中國乃至東亞經濟發展將面臨怎樣的新機遇和挑戰？對此，筆者愿從以下兩個方面予以解析。

　　一是關于東亞增長模式的“是”與“非”。眾所周知，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多數亞洲國家目前依然是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這是東亞發展的優勢，然而，現在這一優勢正逐漸發展成該區域的劣勢。其判斷依據來自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個依據是，中國在延續東亞增長模式當中，發揮了非常巨大的作用，這主要體現在中國政府在投資環境改善上花費的力度，為整個亞洲的經濟活力體現打下了非常良好的物質基礎。另外，中國市場的潛力和勞動力的優勢，使得東亞區域的經濟增長神話延續到今天。
　　第二，中國目前在出口上的優勢。中國的貿易順差體現了其國際競爭力不僅是中國產業發展的結果，和中國企業的迅速成長有關，它也是整個亞洲經濟活力的體現，是整個亞洲企業貿易的活躍體現。
　　第三個理由，既是東亞戰略的一個優勢，同時也是造成今天東亞走入發展困境的一個大問題——金融抑制。所謂金融抑制，是指亞洲國家政府有意圖地將金融抑制政策和產業政策配合起來，以追求東亞模式發展的最低成本和最高收益。抑制的具體形式就是管理自己國家的匯率和利率，甚至現在油價的管理，也體現了這樣一種產業政策和金融抑制思維。
　　在上個世紀世界經濟失衡問題和金融全球化強度還不十分明顯的時候，這一東亞發展戰略還很成功，它給東亞增長模式帶來了活力——也就是政府來承擔出口導向或引進外資引起的匯率和利率波動風險，而使企業可以集中精力發揮自己產業的比較優勢，發揮產品價格的國際競爭力。但是在經濟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尤其是在世界經濟失衡狀態越來越嚴重的今天，這一戰略就會暴露出本國金融體系嚴重的脆弱性傾向。美國次貸危機、全球油價泡沫以及近期的越南金融風暴都已經從３個層面上暴露出東亞的這種脆弱性——東亞外匯資產的嚴重縮水；東亞對美出口疲軟；一些國家金融市場的震蕩和衰退。
　　這種脆弱性具有何種特征？
　　在東亞國家，一旦外商直接投資（FDI）撤離，本國銀行體系(亞洲金融體系的特色)在資源配置上就會出現混亂。一般而言，有外商投資的方向或和外商掛鉤的項目就存在經濟效率以及良好的績效，國內銀行根據這一“信號”，就可以放心和大膽地進行商業貸款。這種“跟風”掩蓋了它們業務競爭力低下的缺陷。而一旦FDI資源配置信號失去，如外商投資撤離，或者外商投資進入虛擬經濟的時候，整個東亞模式國家的資源配置效率上的問題就隨之暴露，資金很容易從實體經濟流向虛擬經濟，導致資產泡沫、金融危機。眼下的越南金融風暴和以前東亞金融危機，就是這一問題的極致表現。
　　東亞的金融脆弱性可以歸納出兩個層面上的問題：
　　其一，在資本管理嚴格的國家上，金融抑制戰略帶來了嚴重的貨幣流動性過剩問題，尤其在現在成本輸入性的通脹環境中，很容易削弱本國出口的競爭力，同時也嚴重削弱本國內需的健康發展，從而導致經濟出現惡性循環的態勢。
　　其二，在一些資本賬戶開放的國家，如日本，實際上，金融抑制(剛性的低息貨幣政策)導致了大量的儲蓄外流，致使本國產業的空洞化。
　　金融脆弱性問題需要東亞進行區域合作來填補這種缺陷，否則會帶來更多的問題。筆者認為，韓國在東亞危機之后，果斷地開放金融市場，大量引進外資，包括容許外國金融機構在本國高比例的持股，對于其后來的產業發展有著積極作用。
　　上述東亞發展模式在當今世界經濟嚴重失衡的情況下，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很顯然，我們要重新調整增長模式，大刀闊斧地進行社保、教育、醫療、勞動、金融和稅收制度的改革。改革的成功與否，關系到東亞發展模式能否成功轉型，也關系到亞洲能否形成自己的內需市場，更關系到能不能在東亞區域內平衡其龐大的儲蓄和投資問題。如果沒有上述制度改革作為鋪墊，東亞就不可能自發地跳出對外依存的增長模式，而這種模式下所滋生的金融脆弱性等問題，在世界經濟失衡狀況越來越嚴重的今天，會帶來越來越多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