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于6月17日至18日在美國馬里蘭州首府安納波利斯舉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和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分別作為胡錦濤主席和布什總統的特別代表，共同主持這次對話。

    有意思的是，經數輪談判，京滬兩地赴美旅游首發團也于17日成行，開始了為期10天的美國游。美國商務部和美國旅游界將舉行盛大的歡迎活動，美商務部長古鐵雷斯也將親自接待部分首發團成員。據說，首發旅游團還將參加本輪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大部分活動。開放赴美旅游本來就是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成果之一。中美民間交流的不斷增加，有助于民間增進了解，緩解民意中的對立情緒，這對兩國政府能夠理性對話、決策，是有積極意義的。
    這次中美雙方都派出了陣容強大的代表團，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漸入佳境，不過中美之間的博弈也在繼續著。匯率和金融改革、人力資本開發、促進雙邊投資、市場開放以及能源和環保合作，是這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重要議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首次出現在對話桌前，手中不乏籌碼；而美國財長鮑爾森已行將卸任，故其言也善。
    盡管以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查爾斯·蘭格為代表的部分民主黨議員要求白宮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WTO等多邊渠道，解決中國的“人民幣匯率低估”問題，但鮑爾森表示，中國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對美元累計升值已經超過20%，這是一個值得肯定的進步。盡管鮑爾森對中美巨額貿易順差頗有微詞，但他顯然已經意識到人民幣累計升值已經使得中國對美出口增速放緩，而由于“次貸危機”的影響導致美國經濟不景氣，進而使得美元走低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美國經濟自身的問題，使得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鮑爾森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底氣不足。
    當然，身在一線又多次訪問中國的鮑爾森顯然比蘭格更了解形勢變化。既然在人民幣問題上無法有實質性突破，不如轉向其他領域。這也反映在此輪對話的議題之中。中國能源消耗的激增以及中國在開放金融領域步履遲緩，成了鮑爾森的新訴求。
    就目前國際經濟形勢而言，以美元計價的能源成本的漲價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要大于中國出口商品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中國輕工業品在海外所占的市場份額固然重要，但中國政府也不能對要為汽油、礦產、食物支付更高價格的實際情況置之不理。因此對中國的進口企業而言，人民幣升值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對于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這樣的企業來說，更是如此。這些企業會要求人民幣升值，而鮑爾森也試圖通過這種方式，曲線達到其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目的。雙方就雙邊投資協議展開談判，就是明證。
    鮑爾森對中國的另外一個籌碼是中國金融開放步履遲緩，但這恐怕并非現實。中國在經常項目上已經全部開放，在資本項目上也有近60%已經完全開放，約30%屬于受限開放，未開放的領域約10%。以這種力度來衡量，中國的金融開放步伐甚大，已經遠遠超過一般的預期。一邊對話還在進行，一邊中國證監會在6月15日批準瑞信證券與方正證券共同出資設立瑞信方正證券有限責任公司，16日又核準另一合資公司華歐國際證券有限公司可以從事證券投資咨詢業務及中國長三角地區A股經紀業務資格。這顯示了中國進一步對外開放金融的姿態。但對于鮑爾森的熱辣期望而言，顯然是杯水車薪。
    毫無疑問，美國肯定希望中國進一步開放金融，但顯然中國方面也有自己的考慮，關注更多的是美元疲軟以及金融市場的劇烈波動等。王岐山此前就曾表示，必須把維護金融安全穩定放在首要位置。金融開放與金融風險幾乎是如影隨形的，理由并不復雜：開放意味著更多的機會，但也帶來更多的風險。
    不可否認，熱錢會給一國的金融安全帶來巨大挑戰，但值得指出的是，金融風險與經濟內部的關聯要遠遠大于外部，這是美國的“次貸危機”和近期越南的危機帶給全球的啟示。信貸擴張引起的貨幣泛濫進而推高通貨膨脹，或許才是中國金融的最大風險，就像美國的“次貸危機”一樣，這是自身的問題。在審視金融安全時，中國的視角不應該局限于熱錢的危害，更要注重練好自身的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