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格才是最天然的調控工具，無論何種形式的宏觀調控政策，與之相比均難免會出現把控難度巨大的問題，甚至讓調控結果與初衷背道而馳。不可否認，能源價格一旦整體調整，從短期看必然導致PPI對CPI的推動壓力驟增，相關需求的剛性特征將讓市場看到更加畸高的CPI漲幅數據。但這帶給市場的只是短時傷痛，其背后卻是中國長期產業格局的優化。要想改變投資“壓制－反彈”循環的局面，讓低估的資源價格獲得合理定位是最有效的措施。財政政策對于低收入群體的保障性投入是緩解其短期負面影響的關鍵。

　　日前，相關媒體報道了關于能源價格管制制度近期或將加速突破的消息。無論該說法最終能否兌現，放開能源價格這一問題早已被提上議事日程。
　　如果站在從緊貨幣政策的主基調之下，面對當下月度CPI漲幅在8%以上的嚴峻形勢，顧及全年4.8%的漲幅調控目標，這一說法或許不合時宜。工業生產之于油氣能源產品的剛性需求顯而易見，一旦能源價格放開價格管制出現大幅上調，其影響會直接經由工業生產領域傳導到終端消費市場。就此，基于CPI數字目標的調控壓力顯而易見。
　　然而，所謂“在商言商”。市場經濟的最基本理論就是尊重價格機制的作用，因為價格才是最天然的調控工具，它能夠直接抑制或者鼓勵供求，從而讓扭曲的市場結構獲得優化。無論何種形式的宏觀調控政策，與之相比均難免會出現把控難度巨大的問題，甚至讓調控結果與初衷背道而馳。就油氣等能源價格來看，國內市場價格上調應是必然，只是在時機上如何更加優化。
　　從截至上周末的數據看，國內外成品油價差仍在擴大。而看似效果明顯的價格管制措施，在一定時期內固然能從心理上緩解市場的擔憂，但從根本上講，并不能讓價格自發的市場調節機制因此消亡。試想，限制油價的一個重要目的是不影響油品消費市場的需求，繼而能夠保證工業中間環節和終端市場的供給規模。然而，被低估的油價很難完全保障市場的供應。煉油企業選擇適時“大修”，成品油站選擇了限量供應，此類或明或暗的油荒問題，盡管沒有直接提高成品油的市場價格，但同樣提高了油品需求方的成本。后者為獲得充足的油料，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奔波于各處尋找加油站，甚至干脆放棄了加油。這些成本同樣緣于成品油國內外市場價格的倒掛，從而間接減少了工業中間品和終端消費品的供給，與提高油價的直接經濟效果并無二致。
　　而二者的不同之處在于，低估的油價會對高耗能行業需求形成鼓勵。從這個意義上講，財政給予石化壟斷企業的補貼資金，實際上是補貼給了高能耗產業，通過鼓勵這些產業的擴大再生產，反而加大了經濟趨于過熱的壓力。
　　透過這一分析可以看出，宏觀調控的主要著眼點是彌補市場價格機制失靈的領域，但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這樣的領域其實是微乎其微的。宏觀調控各項政策的前提不是改變價格機制的作用，而是要尊重價格自發調節機制的職能。當然，僅就當下中國的經濟形勢看，上游領域價格上調沖動所帶來的壓力的確有可能集中爆發，是對調控部門落實調控政策技巧性的現實考驗。
　　依照筆者之前的估計，電力價格率先上調的概率要遠遠大于油價。理由有三：其一，電力企業已然出現全行業虧損的局面，部分電力企業的財務報告顯示很多企業連購買電煤的基本開支都很難承擔；其二，夏季用電高峰即將來臨，維持電力供應充足已成維護社會、經濟運行穩定的重要組成部分，價格調控部門基于大局考慮而讓步的可能性很大；其三，電力企業處于準競爭格局，這不同于石油行業的寡頭壟斷，每個電力企業的發電形式、定價基準各不相同，各自因限價措施而導致的政策性損失很難準確測量，因此目前對于成品油企業的財政補貼措施，很難在電力企業中簡單復制。
　　目前有較多業內人士判斷，由于去年5月份開始的價格基數開始上漲，那么翹尾因素對于本年月度物價漲幅的影響也將逐步削弱。因此，居高不下的CPI漲幅數據或隨之回落，這樣市場各方對于通脹的心理擔憂也將有所緩解，有助于整個調控政策基調的微調，乃至對市場的投資機會都將形成利好因素。
　　然而，能源價格一旦整體調整，從短期看必然導致PPI對CPI的推動壓力驟增。相關需求的剛性特征，將讓市場看到更加畸高的CPI漲幅數據。由此，站在投資操作層面看，所有的市場預期都有可能因此而惡化，包括宏觀緊縮力度、投資市場大勢、上市公司盈利等等概莫例外。市場投資者的損益情況也難逃巨大的負面影響。然而，筆者對此并不認可。
　　能源價格的回歸，帶給市場的只是短時的傷痛，短痛的壓力或許很大，但是它的背后卻是中國長期產業格局的優化。細數中國之前的歷次調控，除去需求畸形爆發之外，幾乎每次經濟過熱都與產業投資冒進、大量低效高耗能投資泛濫有關。此次宏觀經濟的通脹壓力也不例外。針對投資盲動，調控部門甚至不乏直接采取“關停并轉”等行政手段，但是重壓過后的投資反彈卻依舊無法根治。要想改變這一“壓制－反彈”循環的局面，尊重價格規律，讓低估的資源價格獲得合理定位是最有效的措施。
　　從這個意義上講，能源價格的回歸是一件長期的利好。而從短期看，財政政策對于低收入群體的保障性投入是緩解其負面影響的關鍵。就此而言，市場應該把更多的關注對象，從貨幣政策回歸到財政政策上來。完全可以通過財政政策的變化，來判斷下一步改革推進的力度和速度，據此獲得重要的投資決策參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