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金融城作為英國的經濟活動中心，同時是英國的政治活動中心和超越紐約華爾街的全球第一大國際金融中心。它從1750年時的政治中心開始演化，兩百多年以后逐漸成為一個金融貿易中心。從歷史反省未來，其發展一方面來自歷史的選擇與推動，另一方面審視其構建與發展的要素可以發現，金融監管與金融開放的協同帶來了今天倫敦金融城的成就。
　　上世紀80年代撒切爾夫人提出金融大改革即所謂“大爆炸”，允許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擁有位于倫敦金融城的銀行、經紀商和證券公司，推動了倫敦確立其目前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進程。自上而下看，這來源于政策扶植；由下往上推導，這亦是市場的選擇。
　　所謂政策扶植，一方面指的是靠政策力量集中投入，動用所有政策和資源給予金融中心支持，而不是分散選點、無謂耗費；另一方面則指的是通過對金融中心與資本市場的規制，配置所在國與所在區域的資源分配。所謂市場選擇，則指的是在資本市場配置資源、風險和財富成長的過程中，形成的地域格局與配置傾向。它一方面來自于開放的態度與立場，以吸引足夠的資源與財富的流入；另一方面則來自于完備的要素形成與良好的基礎建設，以保證資本、風險與財富流向的暢通。
　　換而言之，對于金融中心城市的打造與推動而言，政策扶植與市場選擇的落腳點，須立足于監管與開放的協同。也即于行政力量與市場原教旨、財富分配與財富成長、效率訴求與公平要求之間尋求平衡，從而一方面可以通過對金融中心城市的法治建設與金融游戲規則的設定來調控財富與風險的分配，另一方面開放的金融中心亦足以反作用于行政與管制，拓展資源財富高效流通的渠道。
　　反觀國內，北京市作為國內傳統的政治中心，集監管部門、金融機構總部和大型國有企業總部于一身，毫無疑議地存在監管優勢與市場選擇的優勢，其一再受到指摘的不過是其開放程度的問題。
　　首先，開放程度并不是一個地理的問題，尤其在電子信息網絡如此發達的時代，所以開放的地理性問題或曰技術性問題對北京而言，并不是問題。其次，開放程度的問題主要是一種開放的態度與胸懷，北京市本身龐大的金融機構總部與國有企業本身的公司治理規范化、發展國際化以及擴張的資本化需求與渴望，本身就是比任何泛泛地談開放態度與胸懷重要得多的市場容量與開放胸懷。再次，開放程度的問題除了本地對于外來涌入資源的開放性態度以外，另一方面也來自于外來資源對于該地的制度成本與風險的判斷與選擇。北京市作為政治中心在監管上具有天然的彈性與韌性，在與市場參與者的溝通反饋上無疑得天獨厚，這無疑有助于降低該地的制度成本與制度風險。因此，就監管與開放的協同而言，北京的開放程度非但不是問題，反而由于其監管的彈性、國際化的需求帶來了其潛在的高度開放市場。
　　每當我們開始眺望與選擇，從歷史反思未來，從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地思量，以判斷更好的路徑從來都是我們的不二選擇。從倫敦金融城的發展，我們可以梳理出其成功的要素，那就是監管與開放的協同；而從我們自身的發展階段與布局結構來看，我們同樣可以梳理出監管與開放協同的路徑，那么將北京建設成為中國的金融中心城市，無論對于中國而言還是對于資本市場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選擇，也無疑是最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