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夫妻，用自家門面房開小店，一友人問每月掙多少，答約賺1500元。友人說賠啦！夫妻倆不解。友人解釋道，你這門面房租出去，每月能收1000元，你倆給人家打工，每月少說能拿1000多元，四五萬元本錢放銀行存長期或買債券，每月也有200來元利息。賠了吧？夫妻倆頓悟，點頭稱是。
　　當利用某些資源獲得某種收入時，放棄的另一種收入謂之機會成本。那對夫妻利用自己的門面、勞力和資本獲得了開店收入，放棄的租金、打工和利息收入，就是開店的機會成本。作為理性經濟人，機會成本高低是決定因素。機會成本高者就放棄，低者就選擇，那對夫妻顯然進入了投資者易進入的盲區，“自己的”不計成本，機會成本為零。
　　從這輪豬肉價格上漲始，不少專家學者和權威部門說是暫時的，或說是豬耳病引起的供給減少，并多次預測肉價下降。但市場毫不理會，我行我素，豬肉價格沒下降，又帶來食品價格全面上漲。啥道理？最近筆者到農村調查，感覺是高漲的務農機會成本強力推動。
　　“民工荒”迫使用工者漲了工資，且漲幅不小，但“民工荒”并未緩解。農民工也未回鄉務農，他們到哪里去了呢？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農民工輸出地增加了打工機會，農民在附近城市打工，月收入千元左右。
　　市場是最好的動員，市場是最強的動力。農民打工收入提高，就是打工機會成本的下降，反過來就是務農機會成本提高。農民的理性選擇就是打工不務農，或是多打工少務農。現在農村很少見到閑勞力，閑也是機會成本。就養豬而言，一家農戶每年出欄10至15頭豬，每頭豬凈收500元，是很理想的收入了，年合計5000至7500元收入。如外出打工10個月凈收入或許會高于這個數，況且養豬還有疫病、市場等諸多風險呢。所以說，現在豬肉的市場價格，并不吸引農民放棄打工而回家養豬。
　　筆者老家那個村，是市里建設小康社會示范村，曾扶持每家建一個蔬菜大棚。起初，一個蔬菜大棚年收入3000元、4000元、5000元，一路上漲，可紅火幾年后蔬菜大棚逐年減少，今年清明節回老家就一個也不見了，為什么？原因是種菜不如外出打工掙錢。種菜的自然少了，菜咋能不貴呢，于是出現了城市蔬菜返流農村的現象。現在，農民種莊稼也粗放多了，以往天旱就澆地，一遍不行兩遍，兩遍不行三遍，現在一遍也不澆了，全憑天照應。種莊稼成本也提高了，化肥、農藥、柴油、種子都漲價，豬、禽飼料也漲價。種植和養殖成本的提高，轉變為務農機會成本提高，打工機會成本降低，進而影響農村勞力資源配置。
　　經濟學另一理論亦可給農產品價格上漲以解釋。該理論說，效率提高潛力大的產業產品價格呈下降趨勢，效率提高越快，價格下降越快。相反者則價格呈上升趨勢，效率提高越緩，價格上漲越快。與工業相比，農業生產效率提高很慢。我們看，與十年二十年前相比，冰箱、彩電、空調、洗衣機降價多少。十多年前磚頭般的大哥大萬元以上，現在小巧玲瓏的手機三五百元；而十年二十年來農產品價格總是上漲的。技術進步和規模經營，能使工業生產消費品效率提高幾倍甚至幾十倍，但農產品做不到。技術進步會使農產品生產效率有所提高，但糧食產量不可能一下“大躍進”，也做不到豬娃一兩個月長成大豬，一只雞一天下四五個蛋。農產品生產規模擴張會有很大局限，特別在以小農為基礎的我國。
　　前面說過，一切成本都是機會成本。工業生產效率提高，帶來農民進城務工和在家務農收入比價偏離增大，致使農民減少到不能維持正常的農產品供給，或供給滿足不了需求增長。如要縮小農民務工、務農收入比價偏離幅度，一個可供選擇的途徑是，壓低農民工工資和農產品漲價。但農民工工資是勞動力價格，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是由市場決定的；農產品價格也是由市場決定的。因此說，這一途徑根本走不通。這樣就形成工商企業用工者和農產品消費者對農村勞力的爭奪戰。當然政府可給以農產品生產者補貼以降低成本，那只能給消費者助一臂之力，起不了決定作用，能起決定作用的補貼政府又承受不起。當農產品價格足以吸引農民投入更多勞力，擴大農產品生產時，價格就會穩定，但仍改變不了中長期上漲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