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原紀委書記曾錦春斂財6800萬一案，再次向官員約束機制發出了嚴峻的拷問。此前，最高人民檢察院已經透露，全國五年來共立案偵查的貪污賄賂、瀆職侵權案有18萬件，涉及21萬人，其中廳局級干部930人，省部級以上干部35人。這些，都還只是被發現和只涉及經濟犯罪的，大量未被發現和涉及各個領域犯罪的官員，并沒有被列入這些數字里。
產生這些腐敗的原因其實只有一個，就是權力過大。改革這么多年，官員的權限不僅沒有減少，相反似乎還有增加和擴大之嫌。資源開發權、土地出讓權、壟斷行業定價權、城市發展規劃權、多種項目審批權、多種市場準入權，現在都掌握在政府官員的手里。這樣的權力“覆蓋面”，在讓政府活得很累的同時，也讓官員們獲得了更多的尋租機會。
權力過大，就容易產生特權崇拜，促使私欲膨脹，產生權錢交易和權色交易，使自律者成為另類和稀罕物；權力過大，就容易干擾市場秩序，加大市場發育的難度，削弱市場對資源的配置功能，影響經濟和社會的健康運行；權力過大，就容易使政府掌控過多的資源，擠壓市場對民生的關注和救贖本能，自身也會因效率低下、腐敗纏身而受人詬病；權力過大，就容易干擾法律的獨立性，侵害立法和執法機構的行為準則，加大市場的不確定性和社會的不穩定性，使官員滑向乖戾狂妄、膽大包天的不歸路。
所以，改革的終極目標，就是要最大程度地擴大市場自主發展的比例，最大程度地縮小行政干預和審批的范圍。在對官員的約束上，人管人、干部管干部的機制，必須盡快讓位于一套嚴格的官員準入、監督和退出制度。即通過徹底的政務公開、人事公開和財務公開，通過加強人大監督、輿論監督和群眾監督，通過完善各種清除、懲戒和刑罰措施，把政府官員徹底變成“玻璃缸里的金魚”。只有這樣，我們的官員才會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我們的政府才能真正成為一種法治條件下的服務型的政府。
寫到這里，筆者想起了今年清明節里，無數市民紛紛祭掃海瑞和包拯一事。百姓所敬者，無非是先賢的潔身自重、明辨是非、解民倒懸；百姓所求者，無非是清明節里的另一種“清明”——官員能夠清廉自律、公私分明、為民謀利。
在官場復雜的歷史中，這類先賢能夠垂范至今，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其自身的道德覺醒和精神高度。我們今天整飭官場，如果仍然把希望寄托在這種個性的“修煉”上是非常不靠譜的，因為個體間的差異，無法形成一種明亮的官場。所以，要讓官員真正做到我們所希望的那樣，還是要靠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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