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證監會4月20日晚發布的《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轉讓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還是深交所4月28日下發的《關于進一步規范中小企業板上市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買賣本公司股票行為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其政策性漏洞之大，足以致使相關的條文形同虛設，甚至令整個文件形同一張廢紙。
基于《指導意見》的規定，不僅持有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股東可以將出售的股份數量控制在0.99%的范圍之內來避免進行大宗交易；更重要的是，即便是通過大宗交易，但進行大宗交易的第二個交易日，大宗交易的受讓一方就可以將相關的籌碼拿到二級市場上去套現了。而這種做法，顯然不在《指導意見》的禁止之列，目前的大宗交易制度也沒有對受讓一方的持股時間作出限制。
深交所的“通知”，將之前市場關注的高管辭職套現問題納入監管范圍，這是一大進步。“通知”第九條規定高管的配偶不得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窗口期買賣本公司股票當然是正確的，但問題是這個規定不應該只是限定在配偶的范疇，而應該包括其他可能的知情人，如高管的父母、子女，其他家人，以及有關的股票代理人。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高管的其他家人同樣也可以利用內幕消息來進行內幕交易。去年發生在萬科董事長王石身上的王石夫人信息披露窗口期買股票一事，還涉及相關的股票代理人問題。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一些政策性漏洞？簡單地歸結為政策制訂者的“疏忽”恐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不排除這種政策性漏洞是一種政策性的利益輸送之門。如《指導意見》，如果把0.99%的減持之門堵死了，那大小非們肯定意見很大。尤其是大宗交易，如果對受讓方的持股時間作出限制性規定，那么肯定就不會有機構投資者愿意接手大小非減持的籌碼了。又如深交所的“通知”，通過政策性漏洞的設置，可以大大減輕上市公司高管之責。比如，去年5月發生的寶新能源副總張劍峰母親違規買進公司股票一事，最終令張劍峰220萬份股票期權被取消，直接經濟損失達到3000萬元左右。如果是按深交所的“通知”精神，那么高管母親的違規買賣股票行為就不在追究之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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