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大牛奶品牌獲批漲價后，國家發改委又批準了金龍魚食用油的提價申請。該品牌5L裝調和油在廣州將漲價20元，玉米油約漲10元，花生油漲幅還無法預估。同為食用油行業領軍品牌的“魯花”、“福臨門”，在看到對手獲批漲價時也可能就順利調價而加速攻關。(4月2日《新華網》)

　　針對物價上漲迅猛、民眾生活壓力驟然加大的現象，國家發改委和不少地方政府要求對漲幅過快的行業或企業進行監管，并出臺了一系列嚴格控制物價的政策，簡稱“限價令”。應當說，限價令的出臺本意是好的，即政府有關職能部門希望通過對市場失靈時的適當介入，打擊囤積居奇、人為壟斷等現象，防止物價猛虎傷害民生肌體。
　　但是，限價令面臨的最大尷尬，在于如何去清晰界定成本主導下的市場自發漲價和集體預謀下的暴利謀取行為。這兩者的邊界有時是如此模糊，以至于最精明的經濟學家也不斷提醒政府要審慎而為。應當說，去年出現的物價波動，更多在于基礎資源價格的大幅度攀升，引發了下游關聯產業的“蝴蝶效應”。與此同時，一些企業的緊缺商品囤積現象，也來自于經濟人理性的本能反應，囤積這些商品一來可以防止未來斷供，保證貨源相對充足，二來可以在可預期的更高價位售出，這也符合“市場價高者得”的經濟規律。
　　更應看到的是，一個加入了世界貿易體系國家的工業產品和農產品的價格變動，是和整個世界緊密相連的。以此次食用油漲價為例，根據《三聯生活周刊》的分析，中國雖然已經成為世界上進口大豆(食用油主要榨油原料)最多的國家之一，卻沒有國際市場的定價權，供需關系中還是供方占了上風。當國際大豆的價格發生變化，國內食用油價也就不可逆轉呈現上漲趨勢。
　　對內是農產品供應鏈條近年來發生了結構性變化，農民對根據價格來制定養殖種植對象越來越敏感，去年豬肉價格上漲就是養豬戶數量減少的結果。目前國內大豆種植面積下降，也直接導致了產量降低下的市場供應緊張。對外是世界經濟一體化下的互動效應明顯，中國嘗試以比較優勢理論來達到利潤產出率的提升———以國內更具優勢的玉米出口換取外匯，再獲得相對便宜一些的大豆，從而達到貿易剪刀差，這雖然保證了中國經濟的整體利益，卻難以避免對某個行業的直接影響，并擴散到民生層面。
　　因此，限價令不能一味抑制企業乃至行業的漲價訴求，尤其是經過市場充分競爭洗禮的行業，畢竟商品因供需關系、原料價格等因素影響，必然會反饋到銷售價格這個終端環節。設想一下，如果某個企業或行業一方面受制于限價令的行政管制，另一方面在成本剛性上升下不能采取相應舉措，就可能面對虧損乃至破產的威脅。而該行業的集體不景氣和市場價格被壓制在不合理水平，只會導致生產企業減少產量，商品供應進一步匱乏，價格最終會在某個臨界點爆發，其產生的負面后果絕對大于逐步釋放市場壓力的漸進式漲價。
　　反思“限得住企業限不住市場”的限價令，需要政府調整管理思路，采取更符合市場規律的疏導結合舉措，比如通過不斷提高職工最低工資，給予低保戶等弱勢群體更多生活補貼，來強化其抗風險能力。同時在緊急狀況下動用政府儲備物質投放市場，保證市場供應與政府公共服務兩個層面的協調，這也許是比單純的限價令更有效的政府調控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