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經濟高增長的同時，出現了物價上漲的明顯壓力問題。這一問題在2007年變得更加顯著，也促使了筆者試圖從經濟增長與物價上漲之間的關系分析，來梳理為什么當前我國經濟會面臨通脹壓力。
　　第一，隱性通脹壓力再次顯性化。從數據上考察，1998年-2002年間的GDP增長率基本在7%-9%，不算特別高，也絕不低，但CPI卻保持在1%以下，其中竟然有3年是負值。盡管1%以下的物價上漲率與7%-9%的經濟增長率相對應，但隱性通脹壓力早已存在。在2003年后，我國GDP增長率連續5年達到兩位數，且逐年上升，導致隱性通脹顯性化動能越來越大。
　　事實上，從對改革開放后經濟增長與物價上漲關系考察，凡是兩者極不對應的時期往往隨后就會出現劇烈的物價上漲現象。1990年-1992年，經濟增長率分別達到4.2%、9.1%和14.1%，同期物價上漲率分別是2.1%、2.9%、5.4%，可見兩者差距逐步拉大。最終，出現了1994年-1995年間的劇烈通脹壓力（達到21.2%）。2000年以后，物價負增長已經潛伏了隱性通脹壓力，最終會轉化到顯性通脹壓力。這只是時間問題。
　　同樣，經濟高速增長直接帶來了需求的大幅度上升，并引起了以原材料為龍頭的成本上漲對物價的推動。仔細觀察，原材料價格上漲與通脹壓力之間的關系十分密切。而且，如果經濟增長率上升過快，原材料價格上漲的動能就更大。
　　盡管有時物價上漲（如2005年和2006年時的CPI）也無法同步體現出來，其實本輪原材料價格上漲自2003年下半年已進入上升階段，同期GDP增長率也越走越高。但是，最終經濟增長、原材料價格上漲和物價上漲之間本質聯系會體現出來。2007年物價水平突然上漲，實際上是早已潛伏的隱性通脹壓力顯性化的結果而已。
　　第二，供求關系必然反映到價格上面。與前幾輪的通貨膨脹不同，盡管2003年后我國的總供給與總需求并沒有嚴重失衡，如大多數市場最終產品——工業消費品的供求總體上仍然是供大于求。但是，基礎產品的供求矛盾早已存在。例如，我國基本建設投資快速膨脹，盡管基本建設投資中的公共品需求所導致的原材料價格上漲并不會立刻傳遞到公共品的消費價格上（如公路收費），也就不會馬上反映到物價水平上。
　　不過，經濟學基本原理告訴我們，投資成本上升必然最終要反映到商品價格上，區別僅僅是傳遞時間或者傳遞渠道變化的不同而已。或者說，本輪物價上漲中大量公共品投資膨脹能量一旦且最終會被釋放出來，就必然會導致物價上漲。
　　另外，成本是現實的支出，最終還是要釋放的。例如，基礎產品價格上漲實際上又是供求關系和成本的雙重推動。雖然宏觀調控措施控制了供求關系，但無法減少原有的投資成本，市場價格仍然需要釋放。或者說，初級產品價格與最終消費品價格漲幅的巨大落差最終會反映出來。同樣道理，所謂的“結構性通脹壓力”解釋也不能消除物價上漲的成本問題。因此，物價上漲的壓力始終存在。
　　第三，經濟增長與物價上漲之間存在本質聯系。從全球經濟發展來看，經濟增長與物價上漲的本質聯系是十分明顯的。盡管當前全球經濟增長水平與前四次經濟增長周期中年均GDP增長率約為4.4%相差不多，但JOC（工業原材料價格成份指數，包括4個主要組成部分——紡織品、金屬、石化產品，以及一個混合類別，不包括農產品和貴金屬）的漲幅是前4次的2倍。例如，目前國際油價突破了100美元大關，黃金價格也攻破了900美元/盎司。實際上，這是對美國等發達國家長達10多年經濟與物價關系之間偏離的矯枉過正。
　　從我國經濟發展來看，體制最終難以束縛市場，物價上漲與經濟增長的本質聯系難以改變。本輪物價上漲的環境與以往幾次已有很大不同，包括經濟主體的市場地位、市場環境、開放條件等。因此，在新的市場背景下，目前控制供求總量或許可以暫時抑制物價水平，但市場能量最終是難以束縛的。
　　從某種意義上講，壓抑的時間越長，最終釋放的能量就會越大。因此，表面上的結構型通脹壓力最終還是要反映到物價水平上面。
　　因此，我們不能出于善良的愿望，希望有無通脹壓力的經濟高增長，而是更要注重如何保持經濟的適度與可持續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