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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兩會”，一位政協委員關于建設“中華文化標志城”應由國家“埋單”的提議，引發了一場空前的大討論。108位政協委員聯名反對，濟寧市市長又對這種反對表示了反對。
可以肯定的是，在建設“中華文化標志城”的問題上，有些人在認識上還存在著一些誤區。他們沒有意識到，這種貌似“功德無量”的行為，實際上極有可能干擾甚至破壞整個中國的文化生態，到頭來頂多僅平添一處人造景觀，卻落下個勞民又傷財的罵名。
為什么這么說呢？濟寧市的九龍山兩側，坐落著孔子的故里曲阜和孟子的故里鄒城。濟寧在中國文化歷史上的分量確實很重，冠以“儒家文化的發源地”是沒有錯的。但是，僅僅憑借這一點，濟寧就想搞起中國文化的“圣城”，恐怕不太合適。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指出，中國文化不是孔孟之道所能包容的，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更不是儒家所能代表的。何況，儒家思想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里也沒有給國人帶來多少好日子，我們記憶里盡是一些積貧積弱、內憂外患甚至受人凌辱的歷史片斷。
因此，這種現時代的“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對同樣有功于中國社會進步的道、法、墨等歷史諸家是不公平的，對同樣豐富了中華文化的漢以外其他民族的文化也是不公平的。文化如果只是一味“圈養”起來，而不能在開放的形態上與別的文化相互融通、彼此借鑒、共同發展，這樣的文化恐怕也不會成為一種先進的文化。
其實，以目前的文化分量，濟寧已足夠令世人矚目，也已足夠充當起民族文化的“紐帶”。但為什么還要豪擲300億元，動用3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制造那么多的拆遷和移民，并添加大量的人造工程，把自己拔到“文化副都”的高度呢？恐怕難逃地方利益驅動的嫌疑。從實際情況看，這里的全球定位、經濟狀況和交通條件，似乎也負載不起政府的那么多期待和愿望。
因此，我們不得不再次思考公共建設中的“長官意志”問題。在中國古代，官員意志貫穿了整個社會發展史，所有的公共建設幾乎都是在官員主導下完成的，這是由當時社會性質所決定的。在這些公共建設中，能夠在歷史的淘洗下流傳下來的精品如長城、都江堰等，無一不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很高的技術性和很深刻的文化內涵。這說明，只有來源于生活實踐并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公共產品，才能具有長久的生命力。那種無聊的堆砌、生硬的捏合，只能化作一種蒼白、空洞的文化符號。就像眼下這種“文化標志城”，其充其量就是一種新的旅游景點，一種文化的微縮景觀，全部意義就在于“逛完就完”。只要剝離孔孟和儒家的內容，就只剩下一堆文化泡沫。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建設中的長官意志是必須受到約束的。那種沒有歷史擔當、不顧現實條件、也難容群眾意見的長官意志，是絕對不能主導公共建設乃至引領經濟發展的。對其最好的約束手段，就是完善聽證，推行專家咨詢和民意反饋，并加強人大監督。我們必須讓政府官員在花錢和行政的時候，能夠抱著一種“敬畏”之心——錢是人民的血汗，權是人民的重托；一分一厘當思來之不易，一舉一動當思天地良心。我們必須讓政府官員在面對歷史和未來的時候，也能夠抱著一種“敬畏”之心——文化不是標簽，務實最為關鍵；樓堂館所不是發展的根本，安居樂業才是民生的核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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