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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3-14 記者 謝云挺 來源:經濟參考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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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如何才能提高污染減排效率，切實完成減排指標？長三角流域生態補償機制研究課題負責人、浙江省嘉興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虞錫君教授認為，借鑒《京都議定書》三個靈活機制的運作思路，在國內建立起“易地減排”的合作機制，可有效促進我國減排目標的實現。
虞錫君教授說，于2005年2月生效的《京都議定書》，旨在限制工業化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抑制全球變暖。它不僅規定了工業化國家2008-2010年的減排目標，更為可貴的是建立了三個靈活機制來促進減排目標的實現。這三個靈活機制，是國際社會科學運用環境經濟手段的創新舉措，是靈活運用排污權交易機制的成功做法。
《京都議定書》的三個靈活機制分別是聯合履行機制(英文縮寫為JI)、清潔發展機制(英文縮寫為CDM)和排放貿易機制(英文縮寫為ET)。其中聯合履行機制(JI)和排放貿易機制(ET)是發達國家之間的減排合作機制。清潔發展機制(CDM)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減排合作機制。
虞錫君教授說，“三個靈活機制”各有其深刻的內涵：所謂聯合履行機制(JI)，指發達國家之間通過項目級合作，其所實現的減排單位，可以轉讓給另一發達國家締約方，同時扣減轉讓方“分配數量”配額的相應額度。
所謂排放貿易(ET)機制，指一個發達國家可以將其超額完成減排義務的指標，以貿易的方式轉讓給另外一個未完成減排義務的發達國家，并同時扣減轉讓方的允許排放額。
所謂清潔發展機制(CDM)，指允許發達國家的投資者從其在發展中國家實施的并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減排項目中獲取“經證明的減少排放量”。也就是說，發達國家提供錢和技術幫助發展中國家減排廢氣，而減排量在經過國際機構核證后，便可用于抵減發達國家承諾的約束性義務。
這“三個靈活機制”的共同特點是“境外易地減排”，其實質是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全球范圍內尋求最低的減排成本和路徑。《京都議定書》通過這“三個靈活機制”的運作，各國之間在彼此雙贏的“境外易地減排”交易中，來實現控制和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目的。
虞錫君教授說，《京都議定書》生效兩年多來，國內最活躍的是利用其“碳市場融資功能”促進廢氣減排，至2007年4月，我國共有383個CDM申請項目獲得國家發改委批準，建成后不僅大幅度減排廢氣，而且可以從發達國家獲得相當可觀(約上百億)的交易收益。
他說，我國生態環境現狀形勢嚴峻，目前，節能減排已經成為國家加強宏觀調控的重點，成為“十一五”期間經濟社會發展的約束性指標，各級政府和全社會對此給予高度關注。那么，我國如何更有效地提高污染減排效率，實現減排目標？《京都議定書》的運作思路對我國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虞錫君教授說，《京都議定書》針對的是國際社會，在國際社會中，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區別，而我國國內，同樣也有經濟發達省份和欠發達省份，兩者十分相似。《京都議定書》科學運用環境經濟手段的成功實踐啟示我們，借鑒《京都議定書》三個靈活機制的做法，在國內建立起相類似的“易地減排”合作機制，可以調動各級政府和企業主動參與污染減排的積極性，可以有效破解目前令人頭痛的污染減排難題。
虞錫君教授認為，當前至少可以考慮以下制度創新：
一是借鑒三個靈活機制，構建我國二氧化硫等廢氣減排的區域合作機制。在全國范圍內，國家允許和鼓勵擁有一定經濟實力的骨干企業在國內或省內尋求最低減排成本和路徑，實行易地減排，經相關部門核準后，其減排實績可記入該企業的考核指標。
二是借鑒清潔發展機制(CDM)，構建我國化學需氧量等污水減排的流域城鄉合作機制。
根據我國農村污水處理設施十分短缺的現狀，允許和鼓勵城市企業幫助農村建造污水處理設施，實現廢水低成本減排；鑒于上游地區減排的生態效應大于下游地區的現實，允許和鼓勵下游區域的企業到上游區域實現污水減排，以提高流域整體減排效果和保護源頭地區。其減排指標經核準后也可記入該企業的考核指標。
三是借鑒聯合履行機制(JI)和排放貿易機制(ET)，構建我國發達地區之間的聯合履行機制和減排交易機制。
從《京都議定書》實施兩年來的情況看，采取JI和ET方案的在三個靈活機制中占一小部分，但是其基本原則對我國當前減排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鼓勵和支持各地探索多種實現方式，例如，在發生跨界水污染的河流行政區交界處，由相鄰的兩個行政區聯合建造“濕地治理污水工程”，修復和部分修復污染的地面水，其治理成本主要由鄰域上游污染方承擔，減排指標可按一定比例計入鄰域兩個行政區。在試行排污權交易機制時，要嚴格按照ET機制中規定的“超額減排指標”用于交易，而不能像目前國內某些試點單位以上級下達的不規范的排污指標余額用于交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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