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似乎還在繼續。不久前，美國花旗銀行表示去年出現巨大減記，希望引進外國主權財富基金來彌補這一巨額虧損，其間更一度傳出中國有關方面有意注資的消息。
　　次貸危機的影響不只在美國，歐洲也受其感染。原來以為對歐洲的影響只局限在英國，現在看來歐洲大陸也難以避免。去年夏天，德國總理默克爾還在呼吁要對來自中國、俄羅斯、中東國家的主權財富基金進行調查，以防止其別有用心的戰略意圖。最近英國首相布朗表示歡迎中國的主權財富基金投資。這種轉變背后是否也意味著出現了次貸危機造成的巨大漏洞，我們這里就不得而知了。
　　這對中國來說應該是個機遇。這么說絕非以鄰為壑，而完全是一個雙贏的國際合作。遭受次貸危機影響的國家需要注入大量資金，以防止市場信貸萎縮，而中國積累了巨額外匯儲備，需要尋找投資機會，保持儲備增值。外匯儲備其實也是對國民的一種負債，放在那邊一天，債務就會上升一天。中國國內在為流動性過剩而斗爭，而國際上卻在努力防止流動性萎縮，這一剩一縮之間的合作機遇，每一個人都明白。
　　蘇珊·斯特蘭奇曾把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比作一個大賭盤，每個國家都是在其中下注的玩家（player），而只有握有大籌碼的大玩家，才是真正融入這個體系的玩家，成為這個體系的利益相關者。只進入賭場大堂，走一圈看一看的人，或者說小玩玩的人還不能說是真正意義上的體系成員和擁有體系影響力的玩家。在這個意義上，佐立克提早一兩年說出了中國要做的事和中國的體系地位。Stakeholder的本義就是在其中擁有重要利益的賭注持有者、下注者，也是分享體系利益的受益者和維護這個體系的責任者。英語中的一個詞，經常會需要我們用很多話來解釋。有時一個貼切的比喻，可能就能把所有問題說清楚。
　　通過手中的籌碼，我們正在真正進入這個體系。斯特蘭奇的比喻一方面說出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性質，另一方面也表明金融資本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和當前的次貸危機絕對暴露了金融的負面性。從好的方面來看，金融可以迅速匯集資本，投資于真正需要資本的地方；從壞的方面來看，金融經濟越來越脫離實物經濟，錢生錢變成了真實的故事，但錢生錢的前提必然是有某一個受害者在那里，必然會有某一個階段成為受害者。次貸危機的真正根源，在于它高估了這部分金融資產的價值，就象當初人們高估了東南亞國家貨幣的幣值一樣。因此，這里的風險在于，我們如何評估這些金融資產是否回到了其真實的價格水平。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曾大量購買世界實物資產，買下洛克菲勒大樓成了一個極富象征意義的舉動。現在，世界似乎正面臨購買金融資產的時機。
　　張文木教授曾在幾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當中國積累了一定的民族資本并開始融入國際體系后，中國的對外戰略和國家利益就是要設法維護民族資本在國際上的安全，實現并不斷擴大民族資本的利益。東南亞國家的國民財富一夜之間縮水三分之一的真實故事不是不會重演的。一國民族資本的國際回報，就等于一國參加國際利潤分配的比例。
　　真正融入國際體系，成為國際體系的一個stakeholder，其更大的價值在于，由其確立的戰略性相互依存關系是很難輕易割斷的。其實，從國際關系的歷史來看，文化、價值、觀念、制度等方面的聯系都是可以改變和割裂的，美國和歐洲在文化和價值上是同根同源，同宗同文，但打美西戰爭的時候，雙方可沒顧忌過這點。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中，美國也只考慮自己的利益，不會替英法考慮。鐵幕可以在歐洲一夜間降落，一隔近半個世紀，也可以在一夜間拆除，被別人家強行抱走的兄弟終于回歸西方大家庭團聚。但是，真正基于利益關系的紐帶是難以割斷的。美國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實施了半個多世紀，石油的價格從1973年中東戰爭和石油危機爆發時的幾美元，一路上升到了突破100美元一桶的大關，即使小布什自己最近訪問中東時也承認，美國正受石油價格上升影響，面臨經濟衰退的危險，但親以色列的政策似乎還看不到真正改變的希望。
　　而且，當成為真正的利益相關者后，不僅相互之間的關系紐帶不會說斷就斷，而且stakeholder之間還會互相幫助解決對方的問題，因為只要任何一方出現問題，其后果和影響就可能是體系性的，對大家都不利的。世界上主要國家大多數都已發表聲明反對臺灣的“入聯公投”，這既說明世界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普遍認同，也說明大家都不希望會導致體系性后果的事件發生。
　　當然，進入國際資本市場還只是真正進入這個體系的一條道路，直接投資、增加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的份額，擴大自己投資銀行和投資公司的國際影響力，這些都是進入這個體系的敲門磚，撬動這個體系平衡的杠桿。無論怎樣，我們正面臨真正進入這個體系、成為體系利益相關者的機遇，而這個體系的潛規則及其潛在風險則是我們進入這個體系面臨的挑戰。機遇與風險并存，這是我們常說的一句話。與此同時，機遇應該大于風險，而且即使孰大孰小還難以清晰判斷，但進入這個體系是勢在必行的。當然，風險還在于對于這個大賭盤來說，我們還只是初學者。我們的對外開放正在進入全新的水平，其挑戰和管理難度還迄今難以估量。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美國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