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議已有一些時日的第四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問題，在12月7日召開的全國發展和改革工作會議上終于有了答案。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近日經國務院批準，成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簡稱“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12月8日《新京報》）

　　這一決定對促進中部地區的發展，縮小中國不同地區和城鄉之間的發展失衡，無疑有重要意義。此前，上海浦東、天津濱海新區和成都與重慶，已先后被國家列為了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些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相繼出現，乃是中國根據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所做的又一次制度創新。
　　從世界其他國家和中國自己的歷史經歷看，經濟和社會發展，與在資源壓力下的技術和制度創新，存在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在社會條件特別是資源和技術背景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適時創新制度，是一個國家克服困難、實現經濟和社會健康發展的關鍵。
　　實際上，中國的改革開放本來就是一次大規模的制度創新過程。但今天的問題已不同于以往，過去成功的經驗也不再完全能適用于現在。二三十年前制約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那些問題，絕大部分在今天已不復存在。在經過近三十年的迅速發展、進入工業化中期以后，中國目前在經濟和社會領域所面臨的問題，已轉變為如何在低成本經濟增長時代即將終結的情況下，解決巨大的城鄉和地區發展差距、嚴重的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等難題，促進產業、技術和經濟類型的升級和社會公正的實現。
　　消解這些新問題，還是只能向改革要出路，要繼續通過推進制度創新，使各種體制改革向縱深演化。設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就是中國根據新的經濟和社會形勢，所做的新的重大戰略部署，期望以合適的政策引導和發展戰略規劃，首先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進展，達成以點帶面、全面更新的效果。
　　與改革開放初期設立經濟特區不同的是，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不再致力于對某些地區實行政策優惠，而是重在引導國家內部不同地區根據不同的資源稟賦條件，開拓自我創新能力，改革的成本因此也是由地方承擔，而其經驗啟示則為全國所共享。
　　就武漢和長株潭建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來說，它的意義首先在于協調不同地區的發展均衡。2004年，國務院就提出了“中部崛起”戰略，如今將武漢和長株潭設立為第四個改革試驗區，則有利于湖北和湖南兩個中部省份充分發揮地方能動性，在“兩型社會”上做出積極探索，加快這兩塊區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從而縮小中國不同地區的發展差距。
　　同時，武漢和長株潭改革試驗區還將為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探索新的動力模式。在過去20多年間，東部地區的政策優惠在先，已形成全面的先發優勢，中西部地區想通過以往東部經濟特區的發展方式迎頭趕上，不太可能。在東部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基本飽和、一部分產業已需要向其他地區轉移的情況下，中西部地區又需要總結近三十年來改革開放的經驗和教訓，盡量避免東部地區在過去經濟發展中所帶來的一些問題，特別是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問題，使中西部經濟和社會發展在模式上有所創新。它的試驗成敗，因此又關系到整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路徑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