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沖破7.49元關口兩個交易日之后，人民幣又馬不停蹄地將7.48元關口也拋到身后。周一，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于7.4718元，這一上沖使其連續走高時間拉長到8個交易日，創下連續升值最長時間新紀錄。（《上海證券報》）。

　　結合9月份6.2%的CPI數據，人民幣在小幅加速升值過程中“內貶外升”的匯率結構愈發凸顯。有兩種“不對稱”因素通過市場傳導機制帶來了人民幣匯率內貶外升結構的“不對稱”。
　　內貶外升結構首先反映了經濟和金融對匯率決定力的不對稱。相比匯率，通貨膨脹的決定力結構稍顯簡單，正如弗里德曼所言：“通貨膨脹無論何時都是一種貨幣現象”。來自流動性過剩和信貸增長過快的壓力帶來了中國通脹抬頭的貨幣現象，這種貨幣因素通過“購買力平價”給人民幣匯率形成了貶值動力。
　　但復雜的人民幣匯率不僅是“貨幣現象”，更是“經濟現象”。在歐美經濟增長受制于次債風波，中國經濟前三季度依舊增長11.5％的經濟基本面對比下，在國際投資資本和投機資本不斷拋售美元資產的市場潮流中，在中國利率走向與歐美日發生方向錯位的國際政策搭配下，人民幣升值和美元走弱共同構成了國際貨幣體系結構變化的主旋律。
　　在世界經濟周期變化凸現“中國價值”的當下，人民幣匯率決定因素中經濟要素重于貨幣要素，這也是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增速大于名義匯率的原因，根據BIS的最新數據，9月份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從年初的94.17上升到9月的100，升值幅度達6.19%，超過同期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3.96%的升值幅度。
　　內貶外升結構也反映了全球過剩流動性流入中國對內對外影響的不對稱。在美元資產減持的國際背景下，過剩流動性愈發青睞中國的增長紅利、房市火爆、股市繁榮和匯率回報，通過多種途徑“直線”或“曲線”靠近世界經濟活力中心。從外匯儲備增加值減去貿易順差增加額和FDI增加額的結果看，前三季度流入中國的國際資金約為1340億美元，是上年全年69.81億美元總額的19.2倍。
　　全球過剩流動性流入中國的對外影響是增強了國際市場上人民幣的市場需求，并增加了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市場預期，兩種力量引致了人民幣的加速升值。與此同時，全球過剩流動性流入中國的對內影響卻是推高資產市場價格、加重沖銷壓力、惡化內部流動性泛濫，進而帶來了中國通貨膨脹抬頭的內部失衡結果。更深入分析，這種不對稱影響帶來的國際利益分配也是不對稱的，海外資本的投資收益與人民幣升值和中國資產價格高企都是正相關的，但分擔內部通脹成本的卻只有中國經濟本身，在這種結構下，全球過剩流動性進一步流入中國并敦促人民幣大幅升值的動機持續存在，這將不利于人民幣匯率結構的快速改善。
　　實際上，貨幣升值壓力和通脹壓力的并存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周期錯配的必然產物，也是全球利益博弈過程中中國謀求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同時實現的現實困難，如此背景下，中國貨幣當局在審慎收緊銀根過程中保持人民幣升值的穩健有序是實現人民幣匯率結構優化的有效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