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20多名四川婦女組成“太太討薪隊”，前往云南為丈夫討要200多萬血汗錢。近日“太太討薪隊”討薪成功，于當天陸續回家。除了討回200多萬元工錢，有關部門還給予討薪太太每位500元救助，共計1萬元。(《新京報》9月13日)

　　應該說，從媒體介入這一事件開始，這一圓滿結局就在意料之中，只是事情進展地如此順利，如此圓滿，還是讓人感嘆。在為這些農民工的妻子討薪成功感到高興的同時，筆者意識到“太太討薪隊”將會迅速成為一種被廣泛效仿的行之有效的討薪新模式，而其可能引發的一些負面示范效應也不容小視。
　　比如：職能部門疲于應付，熱衷“批示性行政”。在輿論監督或領導批示下所采取的行政行為稱為“批示性行政”。此番“太太討薪隊”成功討薪，并獲額外補助，就是“批示性行政”的結果。“批示性行政”固然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解決個別人的具體事，但帶有明顯的人治色彩和個人因素，有許多偶然性和不確定性。通過這種方式獲得救濟本身，等于憑借一紙行政干預，在等待救濟的行列中享有了優先權，對于其身處同樣境遇的人們來說，就是一種不公平，是一種非正常的行政行為。實際上，這對多數人的利益并無益處，不符合建立廉潔高效政府的目標，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助長了“非典型性”維權方式的不斷興起。
　　在這里，我們不應該責怪討薪人的任何極端之舉，此時任何噱頭都可以理解為一種無奈，因為那或許就是他們解決問題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是，這種以非正常的、偏激的手段解決問題的模式，實在是法制社會的悲哀，有關部門職責的缺失難脫干系。解決此類問題不能出現一起才關注一起、解決一起，更不應該把原本就是自己職責范圍的工作當作政績炫耀。而應該依法行政，讓一切步入正軌，引導民工用合法的手段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這樣才能逐步改變人們用極端方式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