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潁上縣八里河鎮政府通過行政命令強行“征收”農戶的身份證，并給他們統一刻了私章，用來向農行潁上縣支行申請了數百萬元的小額支農扶貧貸款，鎮政府使用了這筆錢，農民們一分錢沒拿到，但農行在8年后的今天卻向他們追討欠債。（據《民主與法制時報》）

　　誰都看得出來，這是一起典型的官員腐敗案件。詫異的是，針對這一起案情并不復雜的腐敗事件，云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趙俊臣教授卻認為“小額信貸的利率問題才是關鍵”。他認為“貧困農戶既不愿使用較高利率的貸款，也付不起較高利率；低利率甚至零利率則對貧困村民更有利”的看法是很幼稚且站不住腳的。換句話說，支農貸款之所以被侵占，關鍵不在于官員腐敗，也不在于銀行失職，而在于利率太低了，讓“有門路的人”容易起歹念。
　　暫且不論低利率貸款給農民是否“幼稚”，單是將腐敗事件發生的“關鍵”歸于利率問題的推論邏輯就足以讓人瞠目。不妨套用趙教授的這番推論邏輯，那么：汽車被偷，關鍵在于車子太值錢；官員受賄，關鍵在于送的錢太多——可以這樣講嗎？顯然不能。支農貸款被侵占，不在于這是一塊肥肉，而在于制度的失敗無法阻止侵占行為的發生。制度失敗的原因一是制度設計和安排本身的問題，二是制度運行的條件和基礎的問題。在此事件中，這兩方面的原因都有，但低利率顯然不是問題的“關鍵”。我們知道，一些扶貧救災款不但不要利率，而且本金都無須歸還，按照趙教授的邏輯，因為它們太容易讓貪腐之徒起歹念，這種扶貧救災款是否根本就不該發放呢？
　　因此，與其說是教授從事件本身推演到低利率問題，不如說是教授將自己固有的低低率偏見牽強地套用到事件分析中來。確實，很多農民貸不到款是一個客觀的現實。但原因不在于貸款給農民的利率太低，而在于銀行方面的勢利和短視，以及類似新聞中發生的權力對農民貸款機會的侵占。
　　“小額信貸必須是高利率”這樣的觀點似乎已經得到所謂“業內人士”的普遍認同，理由都是共同的：低利率貸款容易被人搶走，農民得不到。然而，“小額信貸必須是高利率”其實隱藏著一個大悖論：連富人都看不上眼的貸款機會，又有多少真正的窮人能承擔得起呢？說窮人比富人更不在意利息的高低，那只能是睜著眼說瞎話。所謂“貸款的村民精心使用利率較高的小額信貸普遍產生了預期收益，付得起利息”實在太理論化了，事實上，農民的利率承擔能力遠遠不及富人，因為他們的投資回報率本身就很低。
　　越是需要幫助的窮人，給他的利率越應該高，原因是：窮人缺乏與強者搶食的能力。換句話說，窮人身份本身成為一種“原罪”，因此他只能付出更高的利率，而改善弱肉強食的不公平游戲規則似乎倒是次要的。——在本質上，“窮人原罪論”正是“小額信貸必須是高利率”的核心立論邏輯。
　　在我看來，真正需要經濟學家思考的，不是急吼吼否定低利率支農貸款的合理性，而是反思制度失敗的原因，完善制度設計，讓“有門路的人”搶不走農民的貸款機會。此外，美國法律規定所有銀行必須拿出10%支持農業，我國曾經也有過類似規定，現在更應該明確這樣的規定并嚴格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