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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CPI節節走高，抑制通脹正逐步上升為一項主要宏觀調控任務，而消費增速與CPI變化幾乎亦步亦趨，抑制通脹能否無損于消費本身的繼續擴大？關鍵是要把通脹控制在社會可承受的范圍內。同時，就業水平能夠保持在較高水平，居民收入能夠持續增長，并足以覆蓋通脹帶來的生活成本提高。
去年以來，曾經長期啟而不動的居民消費開始出現持續增長，這對于亟需優化結構、緩解內外失衡的我國經濟來說，無疑令人欣喜。但歷史經驗卻顯示，消費增長與通脹變化亦步亦趨。在CPI節節走高、抑制通脹正逐步上升為一項主要宏觀調控任務的現在，抑制通脹能否無損于消費本身的繼續擴大，可能已不得不成為我們需要關注的重大問題。
根據有關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數據，本輪消費自2005年末2006年初啟動。到6月，當月同比增速已達16.0%，這一水平為1997年2月份以來最高水平。由此也使得從趨勢上看，消費正在向1997年之前的較高增速回升，因為在1994-1996年間，我國消費增速的平均水平遠高于目前，為26.2%，當月同比最高水平甚至達到過41.0%（1994年11月）。
應該說，在我國力圖以擴大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來緩解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現在，居民消費需求的持續增長正是所期望的。但歷史經驗卻顯示，消費高速增長往往與CPI持續上升或高位運行相伴而生，二者的變動趨勢幾乎亦步亦趨。
如果我們認為當前的消費持續增長，實際上可以看作是1997年后通貨緊縮時期消費需求不足狀況的逐步復蘇的話，那么，當前這種復蘇是否同樣會使通脹水平也開始恢復？目前還難以準確評估。因為與1997年之前相比，目前已經發生的顯著變化是：第一，我國工業品（特別是消費類工業品）供給總體呈現過剩格局；第二，居民恩格爾系數不斷下降，食品價格上漲可能的“波及效應”應該會比以前有所減小；第三，我國利用外部資源平衡國內需求的能力正在增強。因此，不排除目前能夠以更低CPI水平支持更高消費增長的可能。但具體情況還需進一步觀察后才能確認。
如果消費增長仍如此前一樣，會加大CPI上漲壓力，那么，可能要么需要人們適度調整CPI預期，要么需要消費擴大政策發生微妙轉變。
在筆者看來（從“應該”與否的角度），兩害相權取其輕，適度調整CPI預期可能是較為可行的。實際上，如果國別間CPI數值可比的話（雖然從嚴格統計意義上說，可比性是很差的，但依然在很多領域被人們以可比方式在加以運用），那么，我們發現，即使與美國相比，我國目前的通脹水平也還不算太高。
根據資料，自1936年至今，美國月度CPI最高曾超過20%，最低則出現過負值；1936年至今的長期平均水平為3.9%，2001年至今的平均水平則為2.7%，均高于理論均衡水平2.0%。在2005-2006年間，美國絕大多數月份的CPI都在3.0%以上，在2005年9月甚至還一度高達4.7%。
正如“菲利普斯曲線”早已揭示的：通脹與失業率（經濟增長率的典型替代變量）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實際上，可能正是因為在某些特定時期對無論是相對理論水平、還是相對歷史經驗水平來說都略高的通脹水平的適度容忍，才使得美國立國近三百年來一直保持著平均3%的經濟增長速度，近年（比如克林頓時代）甚至還一度出現了高達4.7%的經濟增長。
我國作為一個依然相對貧困的發展中大國，發展是第一要務，許多問題只有在發展中才能最終逐步得以解決。
實際上，正是由于我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才使得在我國每年新增約1000萬就業人口的情況下，去年首次出現了多年未見的城鎮登記失業率下降。也正是因為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才使得財政充裕，從而有更多的財力用來改善民生，特別是低收入居民的生活。而正是這些，為本輪居民消費的持續增長奠定了基礎。
物價穩定，不等于完全沒有通脹，關鍵是要把通脹控制在社會可承受的范圍內。只要就業水平能夠保持在較高水平，居民收入能夠持續增長、并足以覆蓋通脹帶來的生活成本提高，未來預期收入穩定，那么，暫時略高一些的通脹水平，可能也是需要我們加以理解的。因此，正確引導通脹預期，繼續堅持擴大消費，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才是我們在消費與通脹的兩難抉擇中應當做出的正確選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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