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試驗區改革的重要意義在于，農村改革進行到現階段，有必要通過誘致性制度變革的方式，實現從勞動力與土地結合的勞地依賴型模式向土地排斥勞動力的以地定勞模式轉變，以提高土地與勞動力兩類資源的利用效率。
    日前，重慶試驗區工商局出臺文件，支持探索農村土地流轉新模式。“允許以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出資入股設立農民專業合作社；在條件成熟的地區開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出資入股設立有限責任公司和獨資、合伙等企業的試點工作。”
    應該說，這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改革探索。原因在于，20世紀80年代進行承包制盡管確立了農民與土地一對一的權益關系，但也對農民與土地的自由流動造成一定的限制。相對于大鍋飯的體制來說，承包制是一種有效的改革，但是相對于現代市場經濟下的農業來說，這一模式效率不高。一方面，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分散的農戶面對小塊土地難以有足夠的精力與成本了解產品、技術與市場信息，種植方式落后，土地的產出效率不高。另一方面，勞動力利用效率不高。農業生產帶有明顯的季節性，如果勞動力死守于有限的承包地，則會造成勞動力資源不能有效利用；即使勞動力在城市尋找到新職業，但在農忙時節回鄉收種，候鳥一樣在城市與鄉村之間往返，也會增加額外的成本。
    重慶試驗區改革的重要意義在于，農村改革進行到現階段，有必要通過誘致性制度變革的方式，實現從勞動力與土地結合的勞地依賴型模式向土地排斥勞動力的以地定勞模式轉變，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改進，以提高土地與勞動力兩類資源的利用效率。具體地說，在企業化運營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機制下，通過土地入股的方式，促使企業更多地采用新設備、新技術、新品種，以盡可能少的勞動力經營盡可能多的土地，加強對入股土地的集中使用，提高土地的規模效益，實行在技術進步背景下以地定勞的新管理模式，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在這一過程中，理論界意見不一的謎團也會得到澄清：那就是，我們究竟距離從勞動力剩余到勞動力短缺的劉易斯拐點還有多遠？通過對土地入股改革前后從事農業的勞動力數量進行比較，有助于評估農村勞動力的真實剩余。
    當然，新的改革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首先，在入股家庭與企業之間，必須明確股東權益、分紅原則、入股與退股的規則等等。通過界定股東與企業的責權關系，有利于加強企業的規范化運作。由于農業受自然條件影響較大，甚至會產生自然災害，在雙方的合約中也有必要制訂例外條款。其次，如何促使企業利用集中起來的土地，在市場上爭取盡可能大的利潤，以回報股東。這里涉及到一般農業企業如何做大做強的普遍性問題，包括加強企業的內部管理；調整產業結構進行專業戶生產并注意培育名特優產品；延長產業鏈條發展加工工業以提高附加價值；實現種植、養殖、貿易等產業的結合以互補性地利用各類資源和發展循環經濟等等。尤其是，重慶屬于丘陵地區，必須考慮土地可否進行規模性經營的因素。再次，從土地上分流出來的勞動力如何實現再就業。重慶農業人口1500萬，假設1/3為勞動力，其中又有1/2被分流出來，意味著需要提供200萬以上的就業崗位，這就需要開拓工商業利用勞動力的空間，同時，可以考慮推動剩余勞動力向勞動力短缺的發達地區轉移。
    以往關于農村的土地利用與流轉的政策多由農業或者土地部門推出，此次由工商部門提出土地流轉的經營方向獨具新意。當然，作為城鄉綜合改革試驗區，只要符合資源利用效率提高和不浪費性使用資源的原則，應該容許地方政府在土地、勞動力、資本等資源利用的一定范圍有所探索。比如，在遠離市區與城鎮的地方，注意發展密集使用土地的產業；而在靠近市區與城鎮的地方，注意發展一些密集性使用資本與勞動力的產業；在城市向農村擴張的過程中，注意集約性地使用土地資源，限制奢侈性項目與污染性項目進入農村；在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時候，應該有配套的勞動力市場、完善的社會化服務與規范的社會保障。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