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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審計風暴的行政效力之外，我們必須等待法律問責風暴的到來。問責風暴的威懾力，體現在對于當事人責任的追查到底，并依據有關法律法規給予懲處，它讓違法官員喪失政治前途，丟掉官職與權力，并且將虛無的“集體問責”、“部門問責”，轉化為切實的“個體問責”。
李金華27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了2006年度中央預算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情況，審計發現，發改委、文化部等25個部門所屬的92個單位挪用財政資金和其他專項資金等27.54億元。
由于挪用財政資金和其他專項資金的政府部門數量如此之多，報告中只簡單列舉了涉及金額。然而，當政府部門如此大面積的違法挪用公共財政現象，成為社會常態，并且絲毫沒有減弱之勢，就令人懷疑審計風暴的制度意義何在。
在李金華的審計報告中，我注意到這樣一組數據：“2005年度審計發現的106起重大違法犯罪案件線索移送司法機關和紀檢監察部門查處后，有94人被逮捕、起訴或判刑，177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只要做一個簡單的除法，就可以大致得出以下結論：在106起重大違法犯罪案件中，平均每一起案件，只有0.9人受到法律懲處。案件性質與法律問責力度的嚴重失衡，恐怕是當下諸多政府部門“法不責眾”心態下屢犯不止的根源。
我們曾經對審計風暴寄予了很高期望，對“鐵腕審計長”李金華的嚴厲作風深表贊許，但我們卻忽視了，審計風暴雖然掀開了一道簾子，讓長期以來密不透風的“公共財政內部運作”情況初步暴露，但審計風暴依然屬于行政管理范疇，是一個行政部門對其他行政部門的同體監督，它受制于權力授予機制的先天制約，無法以“行政級別高一等”的管理模式，對諸多政府機構進行限權、削權，而只是將違法線索轉移給司法機關的中間平臺。
因此，在審計風暴的行政效力之外，我們必須等待法律問責風暴的到來。問責風暴的威懾力，體現在對于當事人責任的追查到底，并依據有關法律法規給予懲處，它讓違法官員喪失政治前途，丟掉官職與權力，并且將虛無的“集體問責”、“部門問責”，轉化為切實的“個體問責”。
“個體問責”在法治中國中的意義重大，正是由于眾多挪用財政資金和其他專項資金的政府部門堅信，個體違法遭受法律懲處的概率很小，尤其是在大面積違法現象中，某些執法者“不要波及面太廣”的投鼠忌器心理，使得問責成為象征性的點綴符號，個體違法被追究是偶發現象，并且這種安全率級別越高越“穩定”。比如審計報告提到的，2005年度審計發現的106起重大違法犯罪案件線索移送司法機關和紀檢監察部門查處后，僅有94人被逮捕、起訴或判刑。
法律信仰一方面來自社會對法律“揚善”功能的保護———每個守法者都會受到法律保護，自由行使合法權利；另一方面來自于法律“懲惡”機制的日常顯現———每個違法者必將為非法所得付出對等的代價。而如果這一切顛倒過來，就會形成典型的逆淘汰。在連續幾年的審計報告中，我們看到了令人憂心的“劣幣驅逐良幣”：去年赫然在榜的政府部門今年依然“名列前茅”，曾經遵紀守法的政府部門又成為“新生力量”。如果我們對審計風暴做徹底反思，就不難發現，風暴過后的法律問責如此溫柔，讓違法成本幾乎忽略不計，那我們依靠什么來捍衛公共財政不容侵犯的管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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