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一方面，應當建立必要的機制來避免類似洪洞縣各級政府不作為現象的發生；另一方面，我們一定要吸取黑磚窯事件的慘痛教訓，努力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制度和辦法，讓農民自身能夠有能力、有效地保護和維護自己的權利。
山西黑磚窯事件被曝光以來，許多人都在追問：黑磚窯非法用工問題早已經存在，是官員失職瀆職，還是行政、司法部門的不作為？官員為什么會失職瀆職，有關部門為什么會不作為？
黑磚窯事件發生在山西省洪洞縣，是一起個案，但以筆者之見，事件所體現的問題是有典型性的：它凸顯的是一些地方基層政府的公共職能是有缺失的。
其實，我們從黑磚窯事件中受害人的身份就可以看出來：不管受害人來自哪一個省市區，他們往往都是農民，這是為什么？為什么是農民遇到了這樣的問題，洪洞縣的各級政府就可以不睜一眼閉一眼？洪洞縣政府在黑磚窯事件上被輿論認定為不作為，難道洪洞縣的各級政府在什么事情上都不作為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些政府一直在正常運轉，在維持著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秩序。問題在于，洪洞縣的各級政府的不作為是“選擇性”的不作為，這些“人民政府”相當程度上只是“城市人民政府”，而不是“農村人民政府”，當地縣鄉政府主要是在為城市、城鎮人民服務，而主要不是在為農民服務，更不是在為外地來的農民服務。當然，農民也是有區別的，如果是農民中的富人，比如像那些黑磚窯主，當地政府是要服務的。
事實上，地方和基層政府的“城市政府”特性是相當普遍的。在城鄉分治的二元體制下，縣鄉政權“身在曹營心在漢”，雖然身在鄉村，但心在城市，管理體制、財政體制等等都決定了它們這樣的職能取向。實際上，在城鄉分治的體制下，又有多少人談發展、講改革不是以城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的呢？盡管中央已經提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我國城鄉關系的歷史性變化已經開始，但地方和基層政府職能的轉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把縣鄉政府長期以來直接和間接地為城市服務的職能取向，轉變到真正為農村居民提供各類公共服務和公共設施上來，落腳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上來，至少從黑磚窯事件來看還是任重而道遠的。
很明顯，黑磚窯事件警示人們，地方和基層政權的改革已經刻不容緩，這種不把農民當作“人民”的現象不能繼續存在下去了。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改革不僅僅是改善治理效率的技術性的問題，也是改革的性質和方向的問題，轉變職能一定要讓我們的各級政權應有的性質和職能得以體現。像黑磚窯事件如此嚴重的問題雖然并不普遍，但偏離公共服務職能的問題在其他地方并非不存在，而這樣的問題是非常危險的，必須堅決予以遏制。
同時，黑磚窯事件也再一次凸顯了農民權利缺失的嚴重性。在黑磚窯里，農民不僅沒有取得勞動報酬的權利，甚至也失去了基本的人身權利，成了“當牛做馬”的奴隸。這種悲慘的境遇顯然不能僅僅歸結為物質的貧困，歸結為資本對勞動的奴役。許多人都認為我國的“三農”問題主要是農民問題，而農民的問題關鍵是權利的問題，這一判斷在黑磚窯事件中再次得到了證實。保障農民從人身權利到像城市居民一樣的其他各種各樣的權利，這也是我們國家政權性質和職能的要求。
一方面，應當建立必要的機制來避免類似洪洞縣各級政府不作為現象的發生。另一方面，我們一定要吸取黑磚窯事件的慘痛教訓，努力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制度和辦法，讓農民自身能夠有能力、有效地保護和維護自己的權利。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