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學教授柴效武在最新一期的《人民論壇》上刊文剖析了“棄官從商”現象。文章指出，官員在離任之后，雖然手中權力大大減弱，但仍然能利用其在任時結交的各種關系，把握好其在任時事先的“感情投資”，在離任后一并收獲。這種權力與金錢之間的轉換，催生了“權力旋轉門”現象的大量出現。（中國新聞網5月24日）

　　隨著反腐的不斷深入和力度的不斷加大，那種基于“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觀念而進行的“即時腐敗”，由于并沒有太大的隱蔽性，很容易被發現和查處，于是，權力腐敗便從技巧上尋求突破。“權力旋轉門”現象就是典型代表。當權力和金錢可以跨越時空進行“期貨交易”，說明權力腐敗已經“期權化”。
　　“期權化”權力腐敗的直接后果，就是權力腐敗的隱蔽性更強以及反腐難度更大。一個當時沒有收受賄賂的官員，其決策失誤或者決策不公，至多涉嫌瀆職侵權犯罪。雖然按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調查數據，瀆職侵權犯罪平均個案損失接近貪污犯罪的17倍，但由于長期以來瀆職侵權犯罪都被容忍和諒解的既定事實，沒有“即時收益”的腐敗行為，一般并無太大風險。這種情況下，為了降低自己的腐敗風險和成本，官員傾向于“期權化”濫權就再所難免。
　　專家將這種現象視為“權力過期不作廢”，這種說法其實并不確切。因為官員用來謀取利益的權力，依然是其在位時掌控的權力，只不過權力的變現期，由其在位時轉移到離任后。而且因為不在職位上，其所獲取的“變現收益”，更容易逃避法律約束。
　　深究下去就會發現，“權力旋轉門”之所以能盛行而且令反腐者鞭長莫及，就在于這種“期權化”在雙方當事人間有著高度的默契度，很容易達成“攻守同盟”。按理說，作為“期貨交易”的先行給付方，即權力腐敗者，其預期利益能否變現存在巨大風險，因為“過期權力”從來都不是“腐敗交易”的資本。但之所以另外一方會如期履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權力缺乏有效制約和民主程序缺席之下，公權力已被“私有化”了，它并不因為某個官員離任而不復存在。
　　從這個意義上講，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完善行政權力行使的民主參與和監督程序，讓權力的行使“去個人化”，就成為當務之急。當一個人的預期利益是拜法治和規則所賜，而不是官員個人的恩賜時，其根本不需要與某個官員進行費時費力的“期貨交易”，而只需要和民主法治進行“現貨交易”，而這也正是法治和人治最大的區別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