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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新《訴訟費用交納辦法》于4月1日實施，與老百姓利益密切相關的一些小額民事、婚姻、知識產權行政訴訟案件的訴訟費大幅下降。從4月2日各地法院的反饋情況看，一些法官之前所擔心的因立案門檻的降低而帶來的“訴訟爆炸”，似乎已經成為現實。如《法制晚報》報道，4月2日北京許多法院立案的數字比去年同期至少翻了一番，有的法院立案數增加了兩三倍；《現代快報》報道，南京法院4月2日立案近700件，比平時暴漲2倍；《珠江晚報》報道，珠海市香洲區法院4月2日的收案率也比平日增加了一倍。
大幅降低訴訟費用的本意就是為了讓民眾能夠更經濟和更便捷地“接近司法”，當事人掐著日子等待訴訟費用的下降，正說明了之前的訴訟費標準定得太高，從而阻礙了當事人將糾紛付諸司法的腳步。但訴訟費用的下調，也讓一些法官擔心惡意訴訟將急劇增加。司法實踐中，法院即使判惡意訴訟者敗訴，他們所要承擔的責任也不過只是承擔一筆數目很少的訴訟費用而已。如果不能在制度上遏止惡意訴訟之風，勢必會對有限的司法資源帶來沖擊。當無休止的惡意訴訟令法官們不堪其擾時，也可能會影響其他案件的公正處理。
盡管還沒有任何數字或證據證實現有的立案數之中，就已經包含了“惡意訴訟爆炸”，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這種可能性的存在。因此，未雨綢繆做好預防性的制度設計就顯得緊迫而重要。尤其是，我們現行的法律在如何控制惡意訴訟上，還近乎空白。一些法官據此提出，應恢復原訴訟費用或至少在現在的基礎上提高訴訟費用，才能有效地遏止惡意訴訟。
我們對這些明顯帶有部門利益訴求的建議不以為然。提高訴訟費用對法院而言，不但可以使工作量減少，更可為法院帶來可觀的“效益”。訴訟費事實上仍是法院法官福利甚至是法院辦公經費的主要來源，而提高訴訟費對具體的當事人而言，卻可能成為他們是否會選擇將糾紛提交司法裁判的依據。如果說尋求司法救濟是每一位公民的權利，那么對于國家或法院來說，所應做的就是保障這種公民權利的實現，而不是阻礙。權利固然可能被濫用，也不能僅僅因為這一點就給權利套上幾副枷鎖，遏制其行使。當然，權利的行使也不是絕對自由的，行使自己的權利必須尊重他人的合法權利。惡意訴訟就是一種侵權行為，它不僅給對方當事人帶來人力、財力與精力上的消耗，也造成了司法資源的浪費。對侵權行為的遏制，就應強化對侵權責任的追究。如果挑起惡意訴訟的當事人不但得不到法院的支持，還將為自己的惡意行為承擔具有懲罰性的賠償責任，那么惡意訴訟的發生率自然會大幅消減。因此，遏制惡意訴訟的關鍵并不在訴訟費的高低，而在于惡意訴訟賠償制度的有無。我們當然不能讓惡意訴訟人僅僅承擔數額很少的訴訟費，而是要通過惡意訴訟賠償制度，讓惡意訴訟人負擔巨額的懲罰性賠償。這筆賠償，不但要足以彌補那些受惡意訴訟侵害的人所蒙受的損失，還要足以讓那些惡意訴訟人感到心痛不已。讓惡意者和那些欲挑動惡意訴訟的人，都能望惡意訴訟而卻步。
惡意訴訟該防，公眾尋求司法救濟的正常訴訟更應保障。用犧牲普通公眾正常行使訴權的辦法來防止少數人惡意行使訴權，很難說是一個好主意。降低訴訟費用和防范惡意訴訟本就可以兩全，這已為眾多法治發達國家的實踐所證明。既然惡意訴訟賠償制度能做到的，又何必要通過捆綁當事人的訴權去做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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