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促進法草案25日向社會公布征求意見，時間歷時一個月。據央視報道，到26日下午，短短一天內，全國人大法工委收到社會各界意見1021件，包括進城民工在內的普通勞動者所提意見占到五分之一。
　　立法民主是法制建設的一項內容，本次公布就業促進法草案，系本屆全國人大第三次向社會公布法律草案征求意見。社會對該法草案反響熱烈，說明開門立法方向對頭，促進就業確系改善民生的社會焦點話題。
　　計劃經濟年代，政府只需對城鎮居民就業負責，通過指令性計劃安排解決。農民被困于土地，政府通過戶籍管制，以極低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勞動收益為代價，暫時掩蓋了農村人多地少的尖銳矛盾。所以表面上看，那時的就業矛盾似乎沒有今天這般突出。
　　搞市場經濟了，通過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調節就業是各國的普遍做法。這一條，很快被各地政府“洋為中用”。應該說，政府不再包攬就業的做法并不錯，由是，各國就業立法均致力于“促進”而并非定位于“安排”。
　　問題在于經濟體制由計劃向市場轉型之中，各級政府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就業規律一度把脈不準，出現了兩類顯性偏差：其一、過度依賴無形之手而忽略有形之手的干預；其二、當就業形勢日趨嚴峻時，仍試圖借助常常互相低觸的“紅頭文件”而非剛性的法律來應對矛盾。
　　下決心對促進就業實施立法，首先說明中央政府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化解就業矛盾的規律有了新的認知。把政府的職責定位于促進就業，這個判斷是清醒務實的。
　　擇其要點，該法草案主要呈現六大亮點：明確政府對促進就業承擔重要責任；將先前的政策上升為剛性法條；綜合運用產業、財政、稅收、金融杠桿促進就業；建立就業援助制度；廢除就業歧視；政府提供免費公共就業服務。
　　閱讀之感受，就業促進法草案仍欠“硬”和欠“細”。說到欠“硬”，當把政府對促進就業承擔“重要責任”上升為承擔“第一責任”，還該專列“問責”一章，由各級人大，每年對促進就業的政府責任組織執法檢查和行政問責。
　　經濟學原理揭示，就業崗位增減與經濟發展快慢成正比。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但就業矛盾卻不斷激化。反常現象并非說經濟學原理失靈了，而是國情特殊性使然。一是就業人口處于攀升周期，二是城市化伴隨農村人口大量擁入城市。部分學者據此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拉動就業的功能在不斷減弱。我的觀察是，上述看法并未反映問題的全部實質。
　　問題實質還有兩條：中國經濟增長速度與質量所提供的“外部供給”，趕不上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內生需求”；二、矛盾的另一焦點，究竟是就業能力減弱還是管制過甚？我傾向于管制依然過甚。著重表現為政府對中小企業和自謀生計者所設置的入市門檻仍然過高；再是稅費過重。所得稅稅率統一為25%后，稅負當有所減輕，可“費負”不但依然如故，還不時生出新的變種。
　　落實好政府“頭等大事”，除法制先行并保障該法有足夠剛性及問責條款，還要同步致力于行政體制等一系列配套改革。否則，即若有了法律，也多半停留于“原則性宣示”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