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是做著作權許可轉讓的，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版權貿易。著作權許可轉讓可以說是文化交流的一種常見形式，也是一種易于操作的模式。在著作權許可轉讓過程中，圖書是主要載體，任何一種其他形式的載體都不如圖書見效快。從某種意義上講，圖書的版權貿易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一個突破口。
　　這么多年做著作權許可轉讓工作，有一個問題我們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那就是傾聽海外人士對我們工作的反饋或者意見。我們很多人依然按照“以我為主”的觀念去和海外人士打交道，由于我們的想法和做法與人家存在巨大差異，有時候就很難達到我們預想的效果。
　　從眼下來看，有兩個方面的問題需要引起我們的注意。
　　注意傾聽海外有關人士對我們文化產品的意見，改進或者去掉那些不適應人家的內容或者形式。幾年以前，我們做了一套書，書中列舉了漢語水平考試需要掌握的詞匯，考慮到其中不少詞匯意思很簡單且一般學習漢語的外國人都能知道，編者更多地將注意力放在不易掌握的引申意義上。在一次書展上，筆者遇到來自韓國出版社的朋友。她覺得我們這套書的編輯和編排都是不錯的，不過，有些地方編寫的時候似乎太想當然了。比如，書中對一些詞匯的解釋，只有引申義，沒有原義。韓國人對漢字確實比較熟悉，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對書中列出的詞匯的原義都知道。如果不知道原義，就去看引申義，無異于沙土上蓋大樓。還有一次，我們編輯的書中放了不少插圖，在北京的留學生很喜歡，可是海外的出版商認為插圖是多此一舉。由此看來，注意傾聽海外相關人士的意見，對我們的圖書以及其它文化產品走出去大有好處。
　　還有一點，看看我們在操作上有哪些問題值得改進。包括圖書在內的文化產品走出去，不可能是單向的，走出去的同時，也要“請”進來，就是允許人家的文化產品進入我們的市場。如果我們在“請”進來的問題上操作不規范，甚至缺少誠信，走出去的時候就會遇到類似問題。我們經常碰到這樣的問題，我們的書人家買走了，對方的預付款也付了，當地版本最終卻沒有出版。究其原因，形勢變化可能是其中之一，合作伙伴沒有把履行合同當回事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之一。兩年前，筆者在參加法蘭克福書展之前，受某家出版界媒體的委托，給海外一些出版機構發了一個問卷調查。反饋的信息告訴我們，海外合作伙伴的意見我們需要傾聽，相當一部分反饋對我們的某些出版社不能履行合同多有微詞。有的海外出版社說，在執行合同過程中馬馬虎虎，會給海外出版社留下不良的印象，當我們向人家出售版權的時候，人家也有可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作者為新世界出版社版權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