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關將近，農民工討薪的鼓點再度密集。就在近日，在廣州，惱怒的討薪者摘走了黃埔區勞動監察大隊的門牌以示抗議(《新快報》2月7日)；在安徽六安，一名農民工為索要工地老板拖欠他的工資款，將一無辜少女非法拘禁(《新安晚報》2月6日)；在蘭州，一名農民工為要到被老板扣下的2000元，在單位的宿舍里打開了液化氣揚言引爆，被隨后趕來的民警制止(《西部商報》1月31日)。

    順著媒體的視線，我們還看到：有民工賴工地、堵工頭；有民工爬塔吊、跳樓；有民工拍賣妻子乳房；有民工拔刀相向，手刃惡意欠薪者(如2005年王斌余案)……這樣的新聞一再發生，提醒和警示我們：欠薪早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隱患，不能給我們自己制造對手。
    大量事實說明，農民工已是我國產業大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農民工為我國的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建設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可以這樣說，過去近30年，如果沒有農民工這個龐大而忍辱負重的群體，我國的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建設就不會有那么快。農民工“拿著最低的工資，干著最重、最苦、最臟、最累、最危險的活。”同時，“穿最廉價的衣服，用最廉價的商品，吃最廉價的食物，住最廉價的房子”(國務院研究室發布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他們工作于國民經濟的各個行業中，融入城市的方方面面，維持著城市的正常運轉。
    逐利是企業的天性，當然無可厚非。但是，這種逐利的沖動必須要約束在一定的范圍內，必須要納入法治軌道。企業要生存和發展，民工同樣需要生存和發展。不重視對勞工群體正當權益的保護，只是一味地對企業溺愛，一味地殺雞取卵，一味地把更多本應屬于勞工的血汗錢轉化成虛假的企業利潤，無異于飲鴆止渴。
    應該看到，農民工聯結著城市與鄉村，在工業帶動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發達地區帶動落后地區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覷，關系到改革發展的全局和長遠。民工每積累下一個恐懼、擔憂，可能就會傳導給其周邊的人群更多的恐懼、擔憂；民工每積累下一個不滿、仇恨，社會上可能就會郁積更多的不滿、仇恨。可以這樣說，維護好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是實現黨中央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社會這一戰略目標所不能回避的重大課題。
    不容忽視的是，農民工不斷“創新”的討薪方式正在發生些許變化———如今，他們開始以憤怒對冷漠，以違法對違法，以強硬對強硬，這種極端化行為，已經開始威脅到他人，并在一定程度上危及社會的安全、穩定與和諧。民工討薪方式的轉變，可以說是民工權益長期被忽視、被侵犯的必然結果，它向整個社會敲響了警鐘。
    “和諧社會”要求各級社會管理者必須緊緊抓住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要求每一個誠實勞動者的勞動得到尊重和維護，每一個侵犯正當勞動權益的人得到懲治；要求化解人民內部矛盾和沖突，不能給我們自己制造對手。我們期待：在預防和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上，社會管理者能夠探索出更有力、更有效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