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兩條消息同日出現，令附屬在一些學者教授身份之外的“關系”問題，再次浮出水面。一條消息說，近年來，湖北省每年都要從高等院校、科研機構遴選一些學者型人才擔任各級政府、各部門的領導職務。但這些學者型官員大多采取“人來組織關系不來”，一方面在新單位從事政府行政工作，另一方面同時繼續在原單位教書育人從事科研工作。對此，湖北省部分政協委員建議組織人事部門制定相關政策，明文規定：學者干部從政要“人和關系一起走”，不得兼原職。（《中國青年報》2月7日）
    另一消息說，某網站日前發布“中國教授富豪排行榜”，迅速引來熱議紛紛，褒貶不一。有學者撰文認為，一個教授如何成為富豪，或者一個富豪如何成為教授——這些“變身”過程需要仔細打量，憑借教授身份而成為富豪，或者憑借富豪身份而成為教授，那無疑是對學術和商業的雙重嘲諷。（《新京報》2月7日）

    兩條消息雖然各有側重，卻同樣指向了學者的“獨立性”問題：如何獨立于政治職位，如何獨立于經濟富豪。政協委員希望學者干部“人和關系一起走”，是看不得一些人憑借學者身份做了官之后，反過來卻仍要利用權力之手在學術科研隊伍里謀好處；學者撰文質疑教授富豪，是看不得一些人既沒有學術能力也沒有創業能力，完全憑借在學術和商業之間的來回運作來一個“空手套”，白手起家成為教授富豪或富豪教授。
    長期以來，我們強調給知識分子以“獨立性”，多側重于在思想觀念方面的開放自由，對于學者身份本身的外在附屬關系，并沒有很多的重視。尤其在強調“領導干部知識化”、“市場經濟里的知識生產力”等理念的同時，一段時間里，對于學者——富豪、學者——官員的走向給予了太多的期待與寬容，卻忽視了復雜關系反過來對學術隊伍本身的戕害。不界定好附屬在學者身份之外的諸多因素，學術界便不會有“獨立自由”的現實土壤。
    在高校科研機構，從政的學者繼續占有科研資源，職稱仍在，科研經費照拿，碩士博士接著招，但由于時間精力沒有保證，使他們多數“徒掛名”罷了。而一些學者憑借國家教授的身份，“以國家科研經費為目標，以研究生為廉價勞動力，以科研的名義為自己謀福利”，成為富豪；或者一些富豪憑借手里的資本優勢，到學術殿堂里分一杯羹，結果都只能一個：當事人名利雙收、學術界更加混亂、學生與公眾實際受害。
    在一個自由的市場經濟時代，學者、官員、富豪之間的流動是不可避免的，在其他國家也非常現實地大量存在。但無論哪一個身份的轉換，都需要有制度保證其建立在新身份的實際能力基礎上，而不是憑借原本教授、官員或者富豪的身份，去謀取另一個身份所能帶來的好處。否則，便是一個嚴重的“身份不公”的問題。
    我們的大學為什么能夠容忍已經從政的官員繼續保留“關系”？富豪為什么可以輕易地在大學謀取“教授”的身份？除了諂媚地期望“走出去了”的學者利用官員身份給學校“繼續服務”，毫無骨氣地期待“有錢”的兼職教授帶來一些“投資”之外，還有什么？為什么不敢也不愿意把“有身份沒業績”的先生們請出校門？其他教師、實際受害的學生，為什么在這個問題上只有嘆息，絲毫沒有發言權？
    大學學術體制內部的官本位問題不解決，行政主導科研學術的問題不解決，換句話說，科研體系本身都沒有“獨立性”的制度保障，學者、官員、富豪之間發生怎樣糊涂、曖昧的“三位關系”恐怕都不令人意外了。